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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主观性自由的实体性原则 黑格尔论中国社会（第3页）

[1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黑体为引者加。

[12]与西方以自由权利为中心形成和发展出一种普遍法治的非人格的政治哲学不同，传统中国则是以义务为中心形成和发展出一种伦理性的、人格化的政治哲学。在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以来，特别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明正在得到新的塑造和建构：法治、人权与自由已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的基本概念，以宪法为核心的现代意义上的基本完整的法律体系，已经诞生在21世纪初年的中国大地上。私人财产权入宪、物权法和即将诞生的民法典，将成为现代中国公民自由权利的普遍保障，并将由此逐渐培育和塑造出现代中国国民的法治观念和人权意识。

[13]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意味深长的是，作为有着英国留学背景而深谙西方的思想和学术、对现代议会制政治情有独钟的自由主义者严复，却对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保持着高度警惕，并主张用中国的伦理性的孝去抗衡基督教对中国文明的冲击。这是个大问题。

[14]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黑体为引者加。

[15]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页。黑体为原著者加。黑格尔注意到中国的平等与西方的平等所存在着的一个重大区别：前者与自由对立，且无个人权益；而后者与自由统一，并尊重和保障个人权益。

[17]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18]对这一句有译者译为：“只有皇帝是生气勃勃，永远清醒和主动行动的灵魂”（《德国思想家论中国》，贺艳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124页）似乎更确切、更符合黑格尔的本义。

[19]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133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0]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2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黑体为引者加。

[22]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23]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黑体为引者加。大概黑格尔很难或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由于自现代以来特别是当代所进行的深刻而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当代中国人的法治理念、人权观念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进步。

[24]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135页。

[25]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黑体为引者加。

[26]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27]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8]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138页。

[29]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38页。

[30]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139页。黑体为引者加。

[3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32]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黑体为引者加。

[33]参见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34]关于这种现象，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论部分同样有相当全面的描述和分析，可引为参考。

[35]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黑体为引者加。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于周易智慧、孔子的哲学和特征等都作了更不友好的分析和评价。

[37]谈到中国1840—1949年的这段历史，如若用“现代”一词很难符合中国学界约定俗成的表达习惯。拙作在世界史意义上把文艺复兴以来至“二战”期间的历史统称为“现代”，但中国的“近代”、“现代”均有它们特定的表达对象。如何把世界史与中国史语境中的“现代”统一起来，拙作感到困难。

[38]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还会谈到，马克思站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高度，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基本分野出发，作出了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基础不动”的一块“活的化石”（马克思：《中国记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页。黑体为引者加）的论断。马克思的鉴定和结论，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从感情上说不是难于接受吗？马克思解释世界历史的出发点与黑格尔存在着重大区别，后者解释世界历史的基点是世界精神、自由精神的基本理念，但在当时的东方世界“没有历史”、“社会停滞”等基本问题的判断上，两者却存在着惊人的共识和一致。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39]参见拙文：《中国近代哲学精神引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2期。同时参见拙作：《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个案》，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导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