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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未完成的主要著作和准备工作（第1页）

第十章未完成的主要著作和准备工作

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及路易·波拿巴政变之后，马克思将革命的希望首先寄托在英国和英国工人运动上。1852年8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宪章派》一文是这一希望的富有启发性的文献。英国虽然还不是完全由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但自由贸易派是统治着世界市场的现代英国的代表者。因此，马克思认为他们即将取得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不列颠资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即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们认为，旧英国的每一种制度都是既昂贵又无用的机器，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国家以最低的生产费用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自由地交换自己的产品。[1]

王位、贵族的职位、上院、庞大的常备军，所有这一切在曼彻斯特学派看来都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开支，应该取消。马克思认为，他们的目的是实现议会改革，并由此——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彻底消灭旧英国”。作为谨慎的英国人，他们温和地、缓慢地前进，不去过分地冒犯贵族，但最后他们不得不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而一旦他们成为政治统治权的唯一执掌者，一旦政治统治权和经济大权都集中在他们手中，因而反对资本的斗争不再同反对现政府的斗争割裂开来，那时就会爆发英国的社会革命。[2]

宪章派因此取得了现实意义。宪章派希望取得普选权、秘密投票和发给议员薪金，而曼彻斯特学派为了抵制贵族必须迎合他们。但是，普选权一旦得以实施，英国无产阶级就会取得政治权力，因为，在英国——不同于大陆上的国家——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即使是在农村也几乎只有农场主和雇佣工人，而没有独立的农民。“在这里（英国），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3]

基于宪章派在英国取得的广泛胜利，马克思等待（或盼望）在他看来是延误了的欧洲革命。在法国的政治推动下，革命也将在德意志各邦进行。

但是宪章派注定使马克思感到失望。他非常清楚，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立即出现。他又转向他耗费多年巨大精力的科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就这部著作，他已经多次同出版社签订合同，但是出版一再被推后。马克思从1844年起直到19世纪60年代从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做了大量评注性的摘录。第一份天才草稿是关于“国民经济学和哲学”的《巴黎手稿》。在《新莱茵报》上，他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1848～1849年）的文章，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最终出版。直到1867年，才接着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预告了他的庞大的出版计划：“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主题，按照顺序应该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但出版后的《第一分册》——《第一篇资本一般》讨论的是商品，货币或简单流通，作为货币贮藏、支付手段以及世界货币的货币概念。最后，还有“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这些问题，在后来的著作中，尤其是《资本论》及1857～1858年、1861～1863年、1863～1867年的准备著作中都有更加清楚和更为全面的说明，因此我在这里仅从著名的《序言》中作一些简短的摘录。这些摘录是后来——被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者”——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定义。其主要思想我们已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较为自由的表述中了解到。人们必然发生“……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马克思再次坚决地疏远了他以前的朋友，即希望通过改变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来改造世界的青年黑格尔派。“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关于“决定”的不确切的说明引起了无数的争论。庸俗唯物主义解释为“制造”或“生产”，这肯定使人误入歧途。而马克思一般是按自己的理解来使用这个词的。此外，在这个简短的说明中没有考虑这样一个已知的事实：意识也必然对人的实践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不是完全地、唯一地受他们的社会关系“制约”。不过，马克思在上面所引《序言》中的同一段话里又说，人们必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6]。这样，比方说，雅各宾派的革命者自以为他们在法国可以复兴罗马共和国，并从这种意识形态的幻想中汲取了许多鼓舞和力量，仅仅是为了使资产阶级的竞争社会实际上从它的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虽然是一种“错误的意识”，但这种意识却是完全有用的。

但是，在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即使如此激进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观念也没有机会带来社会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7]历史上相继出现的生产方式是“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接着是与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的最激进的断裂，迄今的全部历史由此成为人类得到解放的社会的“史前时期”。

指明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条件中产生出的、即将来临的未来社会的道路，这一要求和马克思作为全面的科学工作者的要求——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评价，他不能完全胜任这一工作——展现了马克思的伟大抱负。在马克思1858年2月22日致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Lassalle）的信中，关于他的“经济学著作”的进展情况，他说道：“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加工。但是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的问题，引起新的考虑。”[8]由于此外他还必须靠为报纸撰稿赚取生活费，所以他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投入这一主要工作。但内部的困难也许大得多，因为即使在——由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他提供的一笔相当可观的津贴——无需从事职业工作的那些年，他也无法如所希望的那样最后结束工作：尤其是关于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等部分，马克思无法一下子在草稿中处理完，尽管关于贸易和世界市场在《资本论》或长或短的段落中出现过。

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在《资本论》的序言中，马克思再次指出了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对即将出现的欧洲革命或世界革命的意义：“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9]英国走在欧洲大陆社会的前列。马克思以英国为例并借助英国经济学家阐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学”，它的“本质”以及它超越自身的动力。马克思——利用黑格尔发展出来的思想而得出的——系统逻辑的表达方式同时是一种内在的批判。批判不是由外部指向真实，而是借关系本身的内在矛盾揭示出来的。根据“古典经济学家”——从斯图亚特（Steuart）到亚当·斯密一直到大卫·李嘉图和西斯蒙第（Sismondi）——学说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作出的反思被批判地解释为自我发展的整体的一部分。计划中的三卷——其中只有第一卷马克思作了定稿——的划分大约自1867年就确定下来：第一卷阐述“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阐述“流通过程”，第三卷阐述“总过程”。只有到了第三卷经济过程的重建才能达到阐述和可观察到的现象相一致这一层面。当马克思给第一卷定稿时（他在1872年德文第二版以及1872～1875年法文版中又作了修改），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已公开的遗稿来看，所有三卷草稿都已经完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些批判者对这种逻辑结构的重建的特点产生误解，对此马克思不能完全逃脱责任。因为他偶尔会为了他的表述引用一些本来不属于系统抽象层面的现实的“例子”。第一卷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概念开始：商品、货币和资本。在对这些概念及其内在“二重性”和矛盾（不过，这同时是统一的）的极富洞察力的阐述中，批判的核心思想已经包括在其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10]人的活动的所有产品不都是商品，而只有为了“交换”生产出的产品是商品，因此它的目的是出卖（凭货币交换）。为了能够卖出，每一种商品都必须具有一种得到承认的使用价值，或者是为了直接消费或者是凭借它生产某物（工具、机器等）。人们必须将这种使用价值同“价值”区分开来。价值规定，一定的商品能够用多少量的其他产品换得。因此，商品本身是具体的使用价值和抽象的价值的充满矛盾的统一。马克思的阐述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将使用价值和价值追溯到两种不同的“劳动”：使用价值是一定的“具体劳动”，比方说，生产麻布的纺织工作、生产上衣的裁缝劳动的结果。相反，价值是“抽象的一般劳动”的结果，“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11]。抽象劳动是具有最不同使用价值的各商品中唯一“同一”的东西。这一“价值”按照劳动时间来计算，但不是按照每一个单个工人生产一定商品所需要的不同的劳动时间，而是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12]。因此，劳动时间是指，在社会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一定水平上为了生产某一产品平均需要的劳动时间。

在消除一切误解的努力中，马克思有时讨论得过分详细，反而将读者弄糊涂了。例如，当他断定：“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虽然是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13]但即使这样也还不够，例如，封建社会的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作为代役租的粮食”，但并没有生产出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也就是说在自由市场上］，转到把它当做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14]因此，商品的二重性也是劳动的二重性的表现。当劳动在经验的现实中通过劳动分工、机器的使用等也真实地“成为如此抽象的”，以致这种理论知识成熟起来之后，抽象的一般劳动范畴才可能出现。“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5]但是，生产商品的劳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大量出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同时是“抽象的一般劳动”。马克思对这一认识的意义——超越了李嘉图——非常清楚。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再次指出：

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16]

不过，马克思也许会同意，他寻找分析劳动的抽象范畴的冒险行动会由于发达的生产方式变得容易些。“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17]“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18]

之后，马克思说明了直到“货币形式”的一系列价值形式：

a）“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一定商品的价值可以“表现”于任何其他商品中。这个关系的两“极”是“相对价值形式”（比方说，上衣）和“等价形式”（比方说，20码麻布），上衣的价值“表现”在20码麻布的价值中。这一关系的量的规定性——正如自斯密和李嘉图以来的经济学家所断定的那样——是包含于其中的劳动时间（确切地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超越这一简单的价值形式是：

b）“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它表达了一个任意长的等价商品链。z量商品A＝u量商品B，或＝y量商品C，或＝w量商品D，或＝x量商品E，或＝其他。价值等式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系列，“形成一幅由互不关联的而且种类不同的价值表现拼成的五光十色的镶嵌画”[19]。在每一个被拿来作比较的新的商品中又表现出另外“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因而都只是“人类劳动的……不充分的表现形式”[20]。我们只有对等价物链作如下改动，即将随便哪一个商品都指向作为它们一般等价物形式的特殊的商品，上面的情况才会发生变化。

c）“一般价值形式”

这样，所有的商品都具有“简单的和共同的，因而是一般的”价值形式。

如果我们用2盎司金代替20码麻布作为等价物，那么我们就得到:

d）“货币形式”

马克思再次列举了上面的整个商品系列，并将它们与“2盎司金的货币形式”等同起来。这样，价值形式就找到了其确切的表达。“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现在能够被认识——或者更准确地说：被看穿——，“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21]

马克思一再回到商品的“神秘的”特点，即它的“拜物教性质”。按照他的解释，这一假象的产生是由于在市场上交换其产品的生产者，没有意识到这里关系到的是被分离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社会关系”。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关系，作为具有“价值”的“商品”的关系对他们来说毋宁是异化了的。马克思早在1842年摘录查理·德布罗斯（CharlesDebrosses）《论偶像神崇拜仪式或埃及旧宗教与现代宗教的比较》（1785，柏林）时就对“拜物教”这一说法表示赞赏，并在此后一再用它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其参与者和早期理论家的神秘化作用。

我不得不把马克思非常认真地、一步步完成的论证过程缩减到他的重要观点上。接下来，马克思在两种不同的形式中分析了商品流通：作为凭货币进行的商品交换，为的是用货币来购买另外的商品：W-G-W。这一过程充满意义，因为在交换过程结束时，第一个商品的卖者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另外的使用价值。货币在这里仅仅是使交换变得简单的中介物。在W-G-W之间存在着等量的即“等价物”的价值关系。货币只是“流通手段”。

商人资本典型的流通过程要更富有启发性，马克思以货币—商品—货币（G-W-G）这一简单的形式概括了这个过程。这里，流通的意义不在于创造另一种使用价值，因为，在流通结束时，作为同等价值出现的货币没有“创造”任何意义。因此，如果确实要展开流通过程，这个过程就必须以一种增加的货币额结束：G-W-G′。这个更高的价值——仍然是在假定的等价物交换的情况下——如何可能出现呢？马克思设想了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低于价值的买，高于价值的卖等。但货币占有者不可能取得全部货币（在这里货币变为资本），因为一方的赢利总是恰好等于另一方的亏损，这一点一再得到证明。因此，“剩余价值”不可能在流通中产生。但“剩余价值”也不可能在流通之外产生，因为我们眼前总是有一个交换过程。

因此，长久的理论思考结果是，“剩余价值”的秘密无法从最初出现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例子中得到揭示。这只有借助——历史上后来出现的——工业资本才能得以揭示。而在这里将发现一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向前追溯——也能够解释在商业和银行业中产生的剩余价值。

二、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使用而出现的剩余价值的生产

“货币的占有者”如果想使自己的货币变为有效的资本，就必须在市场上发现生产资料和没有财产的雇佣工人。只有当“原始积累”实现了这些情况，才能使货币变为资本。在《资本论》第24章，马克思描述了这个历史进程，这实际上不属于他的系统逻辑说明。在最后一章中，马克思借现代殖民理论再次说明了这一原理。关于现代殖民理论，爱·吉·韦克菲尔德（EdwardGibbonWakefield）的《英国和美国》（1833年）给他提供了深刻的说明：“韦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22]韦克菲尔德——马克思也这样认为——十分正确地指出：“如果把资本以相等的份额分给社会的所有成员，那就没有人想要积累多于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了。美洲新殖民地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在那里，对土地所有权的热情妨碍了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23]除了用“资本”概念错误地说明那些恰恰不是用于雇佣雇佣工人的生产资料，这种描述是贴切的。在等价交换的情况下，“剩余价值”如何能够产生呢？一种令人惊讶的简单回答是：如果货币占有者“非常幸运地”在市场上发现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能够生产出比它自身的价值更大的价值，那么，就能带来剩余价值。这种商品就是人的劳动力。通过买卖劳动力，货币就转化为资本。资本不是——像庸俗经济学所认为或日常所说的那样——机器、原料、货币等的总和，而是人与人之间独特关系的结果。在这些人当中，一部分人占有这些“生产资料”财产，而另一部分人除了能够将自己的劳动力带入（劳动）市场外，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