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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意识形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第2页）

马克思指责了德国哲学家的“颠倒”，因为后者把社会问题归结为意识内部的冲突，且“丝毫没有提及”构成意识冲突之基础的现实矛盾的存在。与他们的做法相反，马克思强调：“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37]据此可知，如果将观念与矛盾联系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如下两个基本结论：要么是观念提供了对物质矛盾的合适表达，要么就是歪曲的表达。意识形态是意识的一种具体形式，它为矛盾提供一个不合适的、歪曲的图绘——要么是通过忽视矛盾的方式、要么是因为误认所致。与矛盾的这种具体的关联方式，是意识形态的思想所特有的和典型的特点。马克思在批评施蒂纳（因为施蒂纳捍卫自我论，马克思称他为“圣乔桑”）时为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案例说明，因为施蒂纳把“现实的冲突”转换成“观念中的冲突”。在马克思看来，施蒂纳

使现实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离开了这些冲突本身并使这种思想上的反映成为独立存在的东西。个人所遇到的现实矛盾变成了个人和自己的观念的矛盾，或者——像圣乔桑说得更直截了当一些的那样——变成了个人和观念本身的矛盾，即和圣物的矛盾。这样一来，他就狡猾地把现实的冲突，即它在思想上的反映（idealcopy）的原型，变成这个思想上的假象（ideologice）的结果了。[38]

这一做法的客观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就是“粉饰世界”（isation），换句话说，就是再造现状并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

于是，如果我们把上述分析的三个原则都放在一起，就有可能发现，意识形态指的就是有限的物质实践所产生的思想，该思想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错误地表达了社会矛盾。问题是：“有限的物质活动方式”、统治阶级利益和社会矛盾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马克思为理解这一关系问题提供理解线索，这就是物质条件给人类提出的任务。我们已经知道，物质条件是由人类活动产生的，但它们却反过来获得了某种超越或凌驾于个体之上的独立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些条件构成了一种“客观力量”，它们控制了人类。人们之间的合作不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强加给他们的，而且他们还被划分成不同的阶级，这些都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相信，物质条件对人的一般控制（死劳动控制活劳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已经达到了最尖锐、最普遍的程度：“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的打算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39]

然而，这一对个体的压迫也给个体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因为“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40]。只要人们在其日常活动中再生产这一客观力量及其矛盾，而且只要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通过革命手段来摧毁这些客观力量，他们关于这些矛盾的意识就注定是歪曲的。意识和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人们只能在意识中解决那些他们在实践中可以解决的问题。只要个人（由于他们受有限物质活动方式的局限）尚不能解决这些实践中的矛盾，他们就会以意识形态的意识形式投射这些矛盾。因此，意识形态是一种解决方案，是在社会意识层面解决在实践中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方案。这些歪曲的解决方案的具体后果，就是矛盾属性和存在的掩盖或不当表达。

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意识形态并不是意识的一种旨在误表现实的无端发明，也不是统治阶级欺骗被统治阶级的阴谋。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歪曲性对于所有的阶级都适用，尽管意识形态只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所有的阶级都能制造意识形态这一事实，就是“有限的物质活动方式”所造成的结果。意识形态只为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之利益服务，这也是如下这一事实的客观结果，即否认或掩盖矛盾在矛盾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唯有通过矛盾的再生产，统治阶级才能将自己再造为统治阶级。从这一点来说，矛盾的再生产只能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所以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由其阶级出身来界定的，而是由掩藏矛盾这一属性来决定的。它的形成则是借助于努力重组一个统一而连贯的意识世界来完成的。代表小资产阶级声音的法国报纸《改革报》（LaRéforme），就是马克思1848年分析的一个很好案例：该报纸就是通过激发爱国热情和民族情绪，试图诫醒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起来反对封建主义。马克思对其掩盖两个阶级之间的差异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改革报》改变和消灭这种对立的最好的手段，莫过于使自己的视线离开阶级对立的现实基础，就是说离开这些物质关系，而回头奔向共和国思想（republiideology）的虚幻高空。”[41]

这也揭示出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必然要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而发生改变。《改革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呼吁共同作战显示出它缺乏对矛盾的历史性的理解。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1789年共同反对封建主义之时，“它们之间的真正对立还不显著。因此，现在提适合于当时状况的东西，仅仅意味着逃避承认目前状况。当时还是活着的东西，现在已变成了干尸”[42]。马克思在《形态》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统治阶级的利益起初是与所有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此，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所产生的引导性的进步观念不是意识形态的，因为那时它们也推动了无产阶级的事业，或如马克思所说，它们是“适合于当时状况的东西”。无论如何，一旦新社会矛盾得以产生，这些相同的观念就会变成意识形态的：它们只能掩盖新矛盾的存在，并因此是“逃避承认目前状况”。

概言之，在这一阶段马克思的著述中，马克思依然延续这发端于更早期思想阶段的哲学批判作风，并由此提出了意识形态概念，这是一个具有否定性和局限性的概念。其否定性表现在它涉及一种对矛盾的歪曲和误表；其局限性则是由于它并不包含所有错误的和歪曲的观念。意识形态的思想和非意识形态的思想之间的关系，不能被解释成谬误和真理之间的一般关系。这就是为何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作出截然二分的结构主义的做法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所在。意识形态不是前科学的错误（一当科学介入，错误就会消失）；意识形态是一种具体的歪曲形式，它掩盖了自己产生于其中的社会矛盾。因此，只有当造成意识形态的社会矛盾被实践地解决的时候，意识形态才能得以消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43]。

这一阶段马克思论著中的悖论就是，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得出结论说有必要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和意识形态，但他还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任何具体的分析。我已指出这不是一种矛盾，因为对于马克思来说有必要在尚未开始进行详细分析之前先获取这一结论性看法。无论如何，以下这一事实解释了这其中的原因，即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要是将意识形态和哲学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将它与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之中的典型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哲学意识形态是18世纪德国社会的典型。在马克思看来，18世纪的德国社会在物质上是落后的，所以只能去努力“思考”法国和英国所“做过”的事。正如他所指出的，“德国哲学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结果”[44]。尽管法国资产阶级发动了革命，英国资产阶级也发动了工业革命，但：

软弱无力的德国市民只有“善良意志”。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于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他们的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的民族的利益，因此他们经常遭到所有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剥削。[45]

因此，马克思提出了哲学意识形态与物质实践之间的双重关系：一方面，哲学和小资产阶级的生存状况以及德国的落后经济之间有着一种否定性关系；另一方面，哲学与资产阶级的成就以及法国和英国的思想成果之间又有着一种肯定性的关系。这一综合的结果，就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对法国和英国思想的褒奖，但这不是“一定的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而纯粹是些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完全像他们所设想的德国哲学体系的产生一样，是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46]。换言之，他们提出的是一种抽象观念和原则性思想的哲学，都是别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些先进形式的分析，特别是对英国的分析，后来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间，使得马克思得以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形式进行充分的分析。但在此之前，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物质条件和矛盾之间的关系的概念性把握，只能是一个一般性的梗概。

[2]K。Marx，“Preface”toAtributioiqueofPolitiarx-EedWorksinOneVolume，Lawrence＆Wishart，London，1970，p。183。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3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参见恩格斯1888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前言”（SelectedWorks，p。585），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参见埃彻维拉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科学观》（R。Echeverria，Marx'sceptofSce，BirkbeckColledge，London，1978，p。73。Seealso“Laideologiacapitalistayelprincipiodelaigualdad”，mimeo，Santiago，n。d。，p。3）。

[5]J。Mey，TheRealWorldofIdeology，HarvesterPress，Brighton，1980，p。80。

[6]J。Mepham，“TheTheoryofIdeologyinCapital”，inJ。MephamandD。-H。Ruben（eds），IssuesinMarxistPhilosophy，3vols，HarvvesterPress，Brighton，1979，vol。Ⅲ，pp。144-145。

[7]L。Althusser，LeninandPhilosophyandOtherEssays，Books，London，1971，p。150。

[8]A。Schmidt，TheatureiBooks，London，1971，p。114。

[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Lawrence＆Wishart，London，1970，p。47）。关于对照相机比喻的批判，请参见考夫曼的《照相机》（S。Kofman，CameraObscura，EditionsGalilee，Paris，1973）。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29～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Lawrence＆Wishart，London，1970，p。47）。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30页。

[11]C。Arthur，“IntroduanIdeology，p。22。

[12]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K。Marx，“ThesesonFeuerbaTheGermahesisI，p。121），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3页。

[1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inTheGermanIdeology，p。41），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30、23页。

[1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inTheGermanIdeology，p。41）。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22～23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50页。

[16]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给安年柯夫的信（Selecteddenoscow，p。30），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4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inTheGermanIdeology，p。50），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