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苏]康斯坦丁诺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译室译
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
总论: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哲学[1]
一、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许多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不把哲学同其他科学放在一起。有些人甚至把哲学看作是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一个联系环节,硬说哲学的使命是“把具体科学的成果同道德和宗教原则结合起来”,或者说,哲学是科学和神学之间的某种中介物。例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写道:“在我看来,哲学是神学和科学之间的某种中介物。哲学一方面和神学一样,所探索的是这样一些问题,关于这些问题迄今尚未获得确实的知识,另一方面又和科学一样,较多地求助于人的理性,而较少地求助于那导源于传统或启示的权威。我所确信的一切确实的知识,都属于科学。凡是越出确实的知识范围以外的一切信条,都属于神学。但在神学和科学之间,有一块双方互相争夺的无主地段。这块无主地段就是哲学。”[2]这一段描述,对于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确很合适。因为这种哲学在内容上同宗教的差别很少,只不过是披上了科学论述的外衣。在这一点上,罗素是对的。但是如果这一段描写是针对一切哲学而说的,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有一种真正科学的哲学,它的结论和认识方法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科学的材料一样是科学的,一样是与宗教不相容的。这种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由于科学的辩证方法的创立,唯物主义进入了更高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继续发展了许多世纪以来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路线,同时创立了崭新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的认识方法同对自然现象以至社会现象的唯物主义解释有机地融合在—起。辩证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全部现代科学的巩固基础上的唯一科学的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和科学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对哲学的对象和任务本身的理解,对哲学在其他各门科学中的地位的理解也经历了变化。
在古代世界,哲学是作为各种知识的无所不包的总汇而产生的。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某些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其他方面的知识,但这些知识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专门的科学,它们是哲学的组成部分。古代哲学家的论著往往以“论自然”、“论宇宙”等等为名称。在这类著作中除了哲学问题本身以外,还探讨了许多目前已成为各个专门科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例如关于植物、动物和人的起源问题,语言的产生问题,政治生活形式问题等等。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了不少有关科学未来发展的天才的推测。例如,早在自然科学以实验方法证实物体结构的原子学说之前两千多年,古代哲学就已经表述了关于物体是由原子构成的思想。又如,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就已经宣布,物质是永恒的,它既不产生也不消灭。这个原理后来也为自然科学所证实。
在哲学发展的初期,除了最初的素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外,还自发地形成了辩证地认识世界的方法。关于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处在相互联系中的思想,是由于观察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产生的。但这只是关于一般事物的知识,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关于一般事物的推测,这种推测还没有建立在详细研究“个别的”,即单个的事物和现象的基础上。这是它的历史局限性。
因此,从古代先进哲学学说所提出的初步的一般的世界观,进一步转向对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过程的科学研究是必要的。当生产的发展要求在操作过程中运用科学资料的时候,这种必要性就显得格外迫切。因而就产生了为社会实践所需求的各门科学。科学开始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天文学、数学、力学形成为独立科学的过程,早在古代就已经开始。从文艺复兴时代,特别是从17世纪开始,这个过程加速了。这时候生产的发展已经离不开科学了。同时生产的需要也推动了物理学、化学以及后来的生物学等等这样一些建立在对自然界的实验研究上的独立科学的产生。
这个时期科学所进行的工作,主要是收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分类,换句话说,就是研究个别事物。而哲学则试图建立各门知识领域之间的联系。恩格斯在谈到这个时期科学知识的状况时指出:“百科全书思想是18世纪的特征;这种思想的根据是认为以上所有这些科学部门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可是它还不能够使各门科学彼此沟通,而只能够把它们简单地并列起来。”[3]哲学就试图把各门科学结合起来,把它们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当时各门科学时常被看作是哲学的组成部分,而哲学则以人类知识的一种百科全书的姿态出现,并力求充当“科学的科学”。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在他的著作《哲学原理》的序言中写道:全部哲学好比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4],树干是物理学,由这个树干分出的树枝就是其他各门科学,后者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医学、力学和伦理学。
当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的关于自然的知识还不丰富的时候,哲学想要充当“科学的科学”还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时人类的知识中还有许多空白,而哲学会力图填补这些空白。由于实验资料不足而无法解决的若干科学上的共同问题,只有靠思辨的方法即逻辑论断的方法来解决。可是这样一来,除了出现不少天才的推测之外,也产生了许多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臆想。
当各门科学逐步地在实验知识的牢固基础上建立起来之后,它们就从哲学分离出来而具有了独立性。这不仅对于各门具体科学,而且对于哲学本身,都是一个进步,因为它使哲学摆脱了它无法胜任的工作——用哲学来代替一切其他科学。
到了19世纪,由于自然科学上的各种发现,在认识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各种过程的相互联系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并且不仅认识到自然界各个领域内各种自然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认识到不同科学所研究的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根据自然科学的材料来描绘自然界这个有联系的整体的全貌已经成为可能。既然这时每一门科学已经能够说明它自己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那么所谓的自然哲学(关于自然界的哲学,它试图以思辨的方法描绘自然界的全貌)就成了多余的东西。同样,由于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旧的历史哲学,即试图同样以思辨方法来系统叙述人类历史并以臆想的联系来代替历史现象的真实联系的哲学,也成了多余的东西。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标志着企图充当“科学的科学”的旧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开认为,企图凌驾于各门科学之上的这种哲学是不需要的。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任务不在于从头脑中臆想出现象之间的联系,而在于发现现实本身的联系、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一种“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门实在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并表现出来”[5]。
现代的科学是具有极其细致的分类的知识体系。我们周围世界的任何一个现象领域,都有某一门专门科学在对它进行研究。这样一来,给哲学留下的是什么呢?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岂不有些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李尔王的悲惨境遇吗?他把自己的国土分给了两个女儿,到头来却弄得自己无容身之地。
不,这种结论是错误的。作为“科学的科学”的旧哲学取消之后,哲学并没有失掉自己本身的研究对象。哲学所研究的和各门科学所研究的是同一个世界,但哲学所研究的联系和关系,要比只研究某些个别现象领域的专门科学所研究的更为一般。各门科学的发展并不排斥解决世界观的根本问题的必要性,而世界观问题始终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一再强调,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关于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的问题,关于什么是我们认识的泉源的问题。不能把一切世界观的这个根本问题同物理学、化学和其他科学所解决的具体问题混淆起来。列宁坚决反对马赫主义者企图“把关于物质的某种构造的理论和认识论的范畴混淆起来,把关于物质的新类型(例如电子)的新特性问题和认识论的老问题,把关于我们知识的泉源和客观真理的存在等等问题混淆起来”[6]。
列宁曾经指出,关于是否承认存在着作为我们感觉的客观泉源的物质的问题,正是认识论上的问题,而不是化学上的问题。[7]哲学与物理学、化学、历史等各门科学不同,它解决最一般的世界观问题。这些问题首先是:意识对物质的关系问题,即二者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我们的感觉、表象、概念是否反映客观世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些反映才是客观真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物质,物质存在的形式如何,物质发展的一般规律如何等等问题。
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对于世界观的这一切根本问题都作出了正确的回答。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哲学摆脱了研究局部的规律性的任务,这些规律性成了专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例如,每一部门科学都研究某种运动形式的规律:力学研究机械运动、物体位移的规律;化学研究原子的运动和化合等等;生物学研究生物机体的发展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或社会生活中某种过程和现象的发展规律。
与所有这些科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或作为哲学科学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对象,是研究一切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各门科学研究的是世界现象的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而辩证唯物主义是要揭示作为一切现象和过程的基础的共同性的东西,提供关于支配任何运动和发展的那些一般规律的知识,不管运动和发展是发生于现象的哪个领域中:发生于自然界中、社会中还是人的思维中。
如果设想,一般规律可以脱离局部规律而孤立地发生作用,那当然是不正确的。一般物质、一般运动并不存在于具体的物体和过程之外。但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局部的、特殊的规律才是唯一真实的规律。这种观点抹杀了世界的统一性,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四分五裂、毫无内部联系的东西。实际上世界是统一的,我们周围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式。因此,统一的普遍的规律也是存在的,它们与局部规律具有同样的真实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研究在整个世界中发生作用的最一般的规律,而且研究这些规律在认识过程中的运用。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并不是某一专门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是哲学的研究对象。
那么,客观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同认识发展的规律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呢?
上面已经谈过,人的认识反映着客观世界。因此,人的认识不可能按照与世界本身发展的规律完全不同的另一套规律发展。一个人如果从正确的前提出发,按照逻辑规律进行思考,那么他所得出的结论必定是与现实相符的。这说明思维和现实在实质上都服从于同样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是“研究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运动规律”[8]的科学。
辩证唯物主义按照世界的实际存在状况来考察世界,也就是从经常的变化和发展中来对它进行考察。既然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着的,那么反映这些事物的范畴(概念)也是发展着的。任何一门科学都使用一定的一般概念、范畴,这些概念、范畴彼此间有着逻辑上的联系。而科学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和连贯性,乃是现实本身历史发展和认识发展的概括反映。
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研究商品范畴来着手分析资本主义,揭示了商品的内部矛盾和这种矛盾的发展,说明了这种矛盾的辩证发展如何导致货币的形成,而货币又如何转化为资本。范畴之间的这种逻辑联系(商品——货币——资本),并不单纯是思维的结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概括反映。大家知道,商品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历史上也是先于资本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从商品生产中产生的。可见,马克思的逻辑分析扼要地反映了历史过程。同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任何一个范畴都反映了认识的历史发展的总结。例如,马克思的商品范畴,在内容上要比前人(如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商品范畴丰富得无比。马克思吸收了前人学说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更进一步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的本质,指出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哲学的范畴与各门科学的范畴(如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商品、货币、资本等)不同,哲学的范畴是适用于一切科学的最一般的概念。任何一个学者,不论他是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艺理论家,或是其他专家,都不能不使用下面这样一些最一般的概念,如规律、规律性、矛盾、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内容和形式、可能性和现实等等。这些逻辑范畴反映出现实生活中各种现象之间的最一般的联系,同时它们也是认识世界的阶梯、思维的工具,它们概括了人类研究世界的历史经验。
当然,对逻辑范畴的研究并不能代替对具体过程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是认识现实生活各个不同领域的指南,但它并不去代替各门科学。它并不给各门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以正确的思维理论和寻求这些答案的方法来武装一切科学。
正确的方法对于认识现实具有重大的意义。17世纪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者弗·培根曾把方法比作是给旅客照亮道路的灯笼。他把没有掌握正确方法的学者比作是在黑暗中曳足摸索道路的旅客。
可是,哪一种认识方法才算是正确的呢?学者能不能根据自己的爱好任意选择一种方法,有如准备出门的旅客可以自行选择任何一种灯笼呢?
不,正确的认识方法不可能是主观选择的结果。认识方法并不是技术方法和研究技巧的简单总和,它应当是现实的相应物,即客观世界本身的规律的反映。
实际上,思维方法是理性活动的各种方法的总和:我们的思想借助于这些方法,从此时此地关于某一对象的知识,进入彼时彼地关于同一客体的知识;或从关于这一客体的知识,进入与此有某种因果联系的另一客体的知识;等等。方法如果要成为真正科学的方法,即成为取得正确知识的工具,它就应当引导人的思想循着同它所研究的现实本身发展道路平行地前进。方法应当反映现象之间实际存在的联系,应当反映客体实际经历着的变化。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在研究某一现象时达到这一现象本身所达到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