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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第2页）

应用于社会的辩证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实质上，这是相同的概念。辩证法在应用于社会时得到了具体化。这意味着要探讨这样一些一般社会学范畴，如：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阶级、民族等等，以补充一般哲学范畴。在这些社会学的范畴中概括和表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历史认识的最重要规律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在19世纪40年代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制定的，而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非常成熟的形式表述出来。新的历史观，新的社会发展观，在最初只是一种假说，然而这种假说第一次开创了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的可能。用列宁的话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社会学变为科学，因为他们善于判明社会关系发展中的重复现象和规律性现象，把各国的制度概括为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指明那种使各国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现象以及由于各国发展的特殊条件而只为它们各自具有的不同现象。

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这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行了大量研究。他在《资本论》这部著作中说明了这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运动和发展，判明在它的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怎样发展起来，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怎样产生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产生一定的思想、风俗习惯、日常生活关系和家庭关系。随着《资本论》的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便成为有全面根据的科学的社会学理论。“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8]

人类社会，按其实质、结构来说，是最复杂的物质存在形式。社会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的、具有质的特点的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与其他的自然界是相对立的。对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的这种理解，使历史唯物主义不但根本区别于唯心主义，而且也根本区别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因为唯心主义在多数情况下把社会与自然界对立起来，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则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质的区别。

意大利思想家乔·维科（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写道，社会历史与自然界历史的区别在于：社会历史是人们，而且仅仅是人们创造的；可是在自然界中，由于盲目的、面目不清的、自发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现象和过程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在社会中，人们在发生作用，他们是具有理性和意志的，他们为自己提出各种目标和任务，并为实现这些目标和任务而奋斗。这个事实对于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过去是，现在依然常常是他们研究社会过程和社会现象的实质和根本的、深刻的原因时的障碍物。其中有些人把社会历史事件的特征绝对化，形而上学地把自然科学跟历史科学对立起来，认为自然科学研究一般的重复的现象和过程，而历史科学似乎只同个别的不重复的现象和过程打交道。譬如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的一派的代表（亨·李凯尔特、威·文德尔班）——认为，应该存在两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认识方法：自然科学采用的所谓规律化的或总体化的（概括化的）方法，以及历史科学使用的独特化的或个体化的方法（只与个别的不重复的事件有关系）。

然而，把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这样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是臆造的、没有根据的。不仅在社会历史中，而且在自然界里也不存在两种现象（例如两只单个的动物或同一棵树上的两片树叶）是绝对相同的。而另一方面，在社会和历史中，除了特殊的、个别的现象以外，处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和人民，在经济、社会关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还有共同的现象。识别这种共同现象也就可以发现社会生活的规律。

可能有人认为，既然社会事件、社会过程是人们本身活动的结果，那么由于这个原因，对它们的认识比起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来就是一个不太复杂的问题。于是，确立人和社会对社会关系的支配，比起人对自然力的支配，看来是比较容易的任务。然而，正如人类历史所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在十九世纪上半期，自然科学已经有了相当发展，但是真正的社会科学却刚刚诞生。人类在认识自然规律和自然力的同时，逐渐地使它们受自己的支配。但是认识、揭示和发现人类社会真正的性质及其规律，却是较费时间和较复杂的事情。而要掌握社会规律性和过程并由社会来支配它们，那是更复杂、更困难和更费时间的事情了。这些任务只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建立，随着它被运用于革命地改造社会生活的实践，才有可能解决。

人类社会、社会现象和过程是由各种不同的科学来进行研究的。其中每一门社会科学都只研究某一方面的社会生活，某一种社会关系或现象（如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关系或现象）。

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方面，而是社会运转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动力，社会生活整体，它的一切方面和一切关系的内部联系和相互矛盾。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专门的社会科学，它首先而且主要是研究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即社会经济形态产生和存在的规律以及发展的动力。

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的一般社会学规律，即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在历史特定的每一社会经济形态内部，在每一时代，是按照特殊的、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为了正确理解一般社会学规律的性质和实质，也就应当研究它们在特殊形式下的作用和效能，即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如：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们所表现的作用和效能。“一般社会学规律”的概念还包括说明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最一般规律性的那些内在联系和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还不同于像历史这样的科学。历史科学的任务是研究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按历史年代的顺序来研究各种事件。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这一门具体科学不同，它首先是一般理论、方法论的科学。它不是研究某一个别民族，某一个别国家，而是研究整个人类社会，从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和动力的角度对社会加以考察。

历史唯物主义，正如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是理论和方法的统一。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的基本认识论问题——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答，它提供了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和动力的知识，因而它是科学的一般社会学理论。正因为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既是研究社会生活现象和过程的生动方法，同时又是革命行动的方法。只有借助于它，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艺术学家才能够揭示社会生活现象的错综复杂关系。它给工人阶级政治活动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供研究和理解具体历史形势的指导线索。

科学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的，它研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和整个世界革命过程的规律性和动力。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它和其他人文科学共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开展具体的社会调查也有巨大的意义。在社会调查中应用数学方法以及询问、采访和征询意见等方法的时候，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及其方法为依据。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的一般理论科学，在自己发展中也要以具体的社会调查（包括社会学的调查）为依据，以广泛使用有关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统计资料和其他经验资料为依据。具体社会调查的使命是揭示和说明在各种不同条件下社会学规律发生作用的机制。

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解事件进程的客观科学方针，使我们能够认识、理解它们，并作出科学预见，使我们有可能看到社会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历史唯物主义是革命行动的理论基础。

三、哲学中的革命：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以往的哲学遗产的批判改造和他们在哲学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相互联系的过程。过程的基本内容就是科学的哲学世界观的形成、论证和发展。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以往的社会思想的最伟大的成就的直接继续。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一下子就创立出辩证唯物主义并成了工人阶级科学意识形态的创始人的。他们在理论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的初期，曾是唯心主义者，属于黑格尔左派（即青年黑格尔派，他们试图从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出革命的和无神论的结论）。但是，与其他的青年黑格尔派（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中就已经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是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维护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坚决地转变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促进这一复杂而多方面的过程的主要动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公开和隐蔽的维护者、为保卫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

1841年，马克思在他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的时候，就已经在博士论文中宣布自己的哲学原则是战斗的无神论，这种战斗无神论的实质，按照他的信念，就是反对一切人间的和天上的神，反对任何对人格的贬低。1842年，马克思担任了进步的《莱茵报》的编辑；在他的领导下，《莱茵报》变成了革命派的机关报。马克思在这家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维护受地主压迫的农民的利益，维护被普鲁士国家的税收政策弄得濒于破产的葡萄酒酿造者的利益，主张出版自由，争取公民权利，等等。马克思通过这一政治斗争，认清了当时德国政权的阶级性质及其与封建主利益的联系。在1842—1843年，开始了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的时期。他得出结论：彻底的无神论是与唯心主义不相容的，唯心主义实质上是宗教世界观的辩护者。马克思最早曾把国家看作理性的化身，而现在，他已认清国家是保障与劳动群众相敌对的有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政治制度。

恩格斯的哲学观点的形成，也经历了大体相同的过程。在1841年，恩格斯就起来反对在政治上已成了反动分子的唯心主义者谢林。他批评谢林宣扬神秘主义、宗教和对封建制度的顺从。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哲学作了革命的解释，并以此来反驳谢林的学说。同时他指出了黑格尔的辩证的方法和保守的体系之间的矛盾：前者要求看到现实经常在发生变化，而后者则宣布世界历史必然以当时西欧已经基本上达到的社会发展阶段作为完成阶段。恩格斯在1842—1844年住在当时经济最发达的英国，这对于他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观点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他在英国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后果，并投身宪章派的工人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独立地进行研究，而得出了基本上一致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1844年初，在巴黎出版了马克思编辑的第一期《德法年鉴》杂志，其中除了马克思的文章以外，也刊登了恩格斯的文章。马克思在文章中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根本原理。他在论证关于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使命时，得出结论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9]恩格斯在评论英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以及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中，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

从1844年起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伟大友谊。在1844—1846年，他们合写了两部巨著：《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在书中系统地批判了唯心主义哲学，深入研究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1847年和1848年分别出版了《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列宁称这两本书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著作。《共产党宣言》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著名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标志的。列宁在提到《共产党宣言》时着重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10]

由此可见，为了回答过去的哲学家所提出但又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首先找到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正确出发点。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个出发点就是反对任何人剥削人的现象、反对社会压迫和社会不平等的经济根源和政治根源的斗争。只有从这种以彻底革命的方式否定一切对人的奴役的立场出发，才能创立唯物主义辩证法。资产阶级世界观企图使私有制以及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抗永世长存，与此相反，唯物主义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1]。只有以最受压迫的最革命的阶级的地位、要求和利益为出发点，才能唯物地理解历史，从而揭示劳动群众、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并科学地证明共产主义的客观必然性。

某些资产阶级哲学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描述成黑格尔的辩证的（然而是唯心主义的）方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同时是形而上学的）理论的结合。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哲学中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实质的不了解和简单化。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把辩证的思维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结合起来，这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是互相排斥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辩证地改造了近代的唯物主义学说，包括费尔巴哈的哲学。他们又唯物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后者由于其唯心主义的性质而不适用于对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科学研究。他们称这一工作为“把辩证法倒过来”，即给它充实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汲取的现实内容。

把唯物主义辩证法仅仅看作一种方法，而把哲学唯物主义仅仅看作运用这一方法来从事研究的理论，那是非常肤浅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理论，即关于发展的理论，关于自然界、社会和认识的最一般发展规律的学说。哲学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唯物主义的方法，是研究现象的一定方法。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仅是辩证的，而且是唯物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仅是唯物的，而且是辩证的。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组成部分，而是统一的学说，因为现实本身从根本上来说同时既是物质的，又是辩证的。

由此可见，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把唯物主义变为辩证唯物主义，揭示物质过程及其认识过程的内在辩证性，——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中所实现的革命。

这一哲学革命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推广应用于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列宁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12]

上面已经说过，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在社会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这不仅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所造成的，而且是他们的理论局限性所造成的。他们把物质、物质的东西简单地理解为实物。因此，他们当然不能分辨出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物质的生产、物质的生产关系、经济。唯物主义的社会生活观的实质，在于确定人们生活的所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归根到底同社会生产发展的内在联系。发现和研究这种联系，即阐明劳动、生产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者确认人对自然界和社会的依赖关系，断定各种社会生活现象由彼此不可分的一连串因果关系连接在一起，从而往往得出结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都是必然的，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加以丝毫改变。与此同时，他们也反对关于社会上和个人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超自然的力量预先决定的宗教宿命论观点，正确地强调了人们本身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不能以科学的唯物主义论证这个原理，他们走上了主观主义地解释历史事件的道路，即把历史事件解释为似乎仅仅由人们的意志，特别是杰出人物的意志所引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意味着既是对宿命论的历史观，也是对主观主义的历史观的战胜。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完成的哲学中的革命还在于，他们消除了哲学知识与各种专门的部门科学的内容和成就（过去哲学家们通常认为这种成就不具有世界观的意义）的对立。这种把哲学知识、哲学真理跟专门的、仿佛受局限的科学加以形而上学的对立，是所有以往的哲学，首先是唯心主义哲学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这个方面谈到要取消旧的意义上的哲学，即似乎不依赖于各种部门科学所掌握的受历史局限的知识的，充当“科学的科学”的哲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哲学不应当是高居于具体科学研究之上的“科学的科学”，而应当是以具体科学研究为依据，总结其资料，并揭示自然界、社会和认识的最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消除哲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对立的同时，也否定了以往的形而上学哲学观点所特有的追求尽善尽美的、一成不变的、无须进一步发展的绝对知识的奢望。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就要完全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即站在始终可以接纳新结论、经常得到发展、充实新原理并抛弃旧原理的科学的立场上。

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哲学，广泛运用科学中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假设、公设、确定事实、分析事实、研究某些过程的或然率等等。这种对哲学本性的深刻科学的理解和对哲学知识的形而上学观点（甚至在辩证法大师黑格尔那里，哲学知识也被当作一种绝对知识，即绝对观念的自我认识）的彻底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最重要方面之一。马克思曾以讽刺的口吻说：“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13]这就是说，哲学如果要想充当“绝对的科学”，就不是现实的科学。科学的哲学不是天才所宣布的启示，它和任何科学一样，是由学者、研究家们共同探讨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上否定一成不变的完备的哲学体系这种思想，同时它自身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系。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是组成它的各个原理的原则统一性，同时，这一哲学又处于运动、发展之中，不断通向新的发现。它不断认识和理解自身的各项有待解决的课题，并在批判思想敌人的同时也进行自我批评，因为它承认受现有知识（不仅是哲学知识，还有一般科学知识）范围的局限。正如所有的科学知识体系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自己的各种科学论点只当作现实的近似的反映，当作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并对后者作辩证的理解，即理解为在自身范围内的相对真理。

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批评家从这个论点中得出结论：似乎马克思认为用哲学来解释现实生活各种现象是不必要的，不重要的，他把哲学的任务单单归结为推动改变世界。其实，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论点，其矛头是指向通常在阶级对抗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的，这种哲学把解释和说明现存的事物，当作证明这些事物由于不可避免和必须迁就因而正确的一种手段。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解释能够而且应当是改变现实的理论根据。因此，哲学的任务不是撇开解释世界，而是把解释世界同革命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