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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5版（第1页）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5版）

李秀林王于李淮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总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1]

一、时代课题的哲学解答

哲学体系往往以哲学家个人的名字命名，但它并非仅仅属于哲学家个人。康德哲学不仅仅是康德的哲学，更重要的是属于他的那个时代。每个哲学体系都有自己的“个性”，但这种“个性”是受时代制约的。法国启蒙哲学明快泼辣的“个性”，德国古典哲学艰涩隐晦的特征，存在主义消沉悲观的情绪，离开它们各自的时代背景都是无法理解的。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哲学思潮、哲学体系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19世纪中叶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旧哲学的全面清算和批判继承，使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达到高度统一，使科学性和革命性达到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基本特征，充分表明了哲学史上这一革命变革的实质和意义。

黑格尔对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发表过深刻的见解，即“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赞同黑格尔的这个深刻见解，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马克思强调，“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2]。恩格斯认为，“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3]。哲学思维是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理论化的思维，具有思辨性特点；哲学使用的普遍范畴和概念往往造成哲学只是在精神王国中驰骋的假象。实际上，从哲学体系产生的背景以及它的内容和价值取向看，哲学是非常现实的。哲学似乎高耸于天国，可哲学家仍然生活在尘世之中，由哲学家们创造的哲学体系，不管其外表如何抽象，都离不开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哲学不是没有**、没有冲动、没有爱憎的平静的苦思冥想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在时代要求明显地或隐蔽地推动下的一种追求，即以哲学的方式来解答时代向人们提出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19世纪中叶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后果、法国政治革命及其后果、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其意义，是资产阶级进行历史性创造活动的主要成果，这些成果及其引起的规模宏伟、具有现代形式的社会矛盾，是推动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

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40年代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生产已经机器化、社会化，现代化运动开始启动。1789年开始的法国政治大革命，到了1830年推翻复辟王朝时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确定和巩固。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人类历史从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同时也就从“自然联系占优势”的时代转向“社会因素占优势”的时代，从自然经济时代转向商品经济时代，从“人的依赖性”时代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5]

资产阶级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人和人的世界都异化了，人成为一种“单面的人”。到了19世纪中叶，这种矛盾日趋激化，异化状态日趋加深，其标志就是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烈。

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836年和1847年又爆发了波及欧洲各国的经济危机。这表明，“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激化，阶级关系日趋简单，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以及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动，为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打破那种“古已有之”、“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提供了客观依据。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7]

此时，欧洲无产阶级已从一个自在的阶级逐渐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形成为一支独立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欧洲先后爆发了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里昂起义和德国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英、法、德无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具有“理论性和自觉性”，并“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从而震撼了资本主义统治，表现出无产阶级肩负着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历史使命。新的阶级及其新的历史使命需要新的理论指导。

时代特征和内在矛盾必然在理论上反映出来。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反映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中的胜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把社会财富的源泉从客体转向“主体的活动”，并对此作出抽象，形成了“劳动一般”的概念，创立了劳动价值论。

对法国政治革命及其历史进程的总结形成了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按照梯叶里等人的观点，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基于不同利益之上的阶级斗争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恩格斯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动摇了“以往的整个历史观”。

与英国、法国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辉煌胜利形成奇异对比的，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及其成果——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发展了理性对存在具有高度的能动作用和批判作用的观点，以一种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形式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创立了“否定性的辩证法”；费尔巴哈揭穿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并力图使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结合起来，创立了人本唯物主义。

英国和法国“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则反映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圣西门等人发现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并认为历史运动有其内在规律，资本主义将让位于所有人都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新型社会。虽然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总体上属于非科学形态，但它同过去的乌托邦主义却有质的区别，它从新的时代中产生并反映着这个时代的内在矛盾。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当然没有解决问题，但它毕竟提出了问题，即人类社会向何处去。实际上，这一问题构成了19世纪中叶的时代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同对时代课题的解答是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在解答时代课题以及创立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以及英法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都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和哲学的反思。不仅德国古典哲学，而且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英法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物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哲学思维则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

马克思对时代课题的解答又始终贯穿着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这一系列的哲学批判使马克思得到了严格的理论锻炼，使他对近代哲学、哲学本身以及其他各种理论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对现实的社会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反过来，新唯物主义的创立又使马克思比同时代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透，以深沉的智慧科学地解答了时代的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还同19世纪中叶的自然科学及其巨大成就密切相关。19世纪，自然科学已经从分门别类“搜集材料的科学”逐步转变为“整理材料的科学”，地质学、胚胎学、动物生理学、有机化学等陆续建立和发展起来，其中细胞学、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达尔文的名字命名的进化论这三大科学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细胞学使人们认识到了一切有机体共同遵循的规律，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揭示了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相互转化的辩证法，达尔文进化论则把历史观点引进了生物学领域，揭示植物、动物和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在这三大发现中，前两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前提，后一项则为刚刚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强有力的自然科学论证。

更重要的是，“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而“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将是“社会革命”[8]。对自然科学成果的研究不仅能够深刻地把握自然辩证法，而且有助于深刻地认识历史辩证法。“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9]所以，马克思指出，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10]，就不可能达到对现实历史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故乡是德国，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专属德国或欧洲。哲学无疑具有民族性，作为以共同的地区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各有自己不同的哲学。显然，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与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就不完全相同。东方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即使同属东方哲学，中国哲学又不同于印度哲学，它们彼此各有特点；即使同是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为源头，同属西方哲学的欧洲大陆哲学不同于英美哲学，而德国古典哲学又具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哲学的民族性并不排斥不同民族哲学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共性，并不排斥哲学可以相互吸收，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种相互影响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民族性是哲学的主要特征。即使孔子、老子、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对其他民族产生过影响，但这仍然属于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范围，并未改变哲学的民族性。老庄哲学是中国哲学，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哲学，如此等等。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性的学说，是一种“世界的哲学”。马克思曾经预言：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11]。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种世界哲学，它是世界历史的产物。

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特指各民族、各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使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世界历史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可经验到的事实了，但它却形成于19世纪。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这一历史趋势，他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命题表征了这一历史趋势，并明确指出，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2]。

世界历史的形成使以往那种各自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局限性不断被消除。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如此。不但存在着世界市场，而且“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即世界性的精神产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种世界性的精神产品，它是在世界历史这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产生的世界哲学。

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3]。所以，世界历史的形成标志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种世界哲学，作为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14]，在不同的民族那里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二、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发动一次震撼人类思想史的革命，关键就在于，它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传统的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分别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因而始终僵持于“本原”问题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并以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去说明二者的统一，即旧唯物主义把人与世界还原为抽象的自然，唯心主义把人与世界还原为“绝对精神”或“先验意识”。由于旧唯物主义以自然为本体，只是从被动的观点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取消了人的能动性，因此它所坚持的是一种单纯的、自在的客体性原则；由于唯心主义以精神为本体，只是从能动的观点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因此它所坚持的是一种单纯的、自为的主体性原则。这样，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不仅固执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而且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全部旧哲学的批评，精辟地揭露了这种两极对立的哲学的共同的主要缺点及其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5]在这段简洁精辟的文字中，马克思既尖锐地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的局限性，又深刻地揭露了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方面的本质，而二者共同的主要缺点则在于，它们都不懂得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地位和意义。

对于旧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强调的是，它“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显然，在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总体评价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马克思并不否认旧唯物主义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的意义，相反，马克思在他的全部著作中都首先承认外部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地位”，并一再声明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另一方面，马克思则批评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没有”从实践的方面去理解。正是在第二方面，马克思展开了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提出了新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

对于唯心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强调的是，它“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方面，并进一步指出它“当然”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显然，在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总体评价中，也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马克思并不否认唯心主义“发展”人的能动方面的意义，相反，马克思也肯定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则批评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方面，因为它不知道现实的实践活动。正是在第二方面，马克思展开了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并在这种批判过程中提出了新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

可见，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虽然两极对立，但又有一个共同的主要缺点，这就是二者都不理解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意义。正是这一共同的主要缺点，在近代哲学中造成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分离，在旧唯物主义哲学中又形成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对立。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主要缺点的惊人的一致，促使马克思深入而全面地探讨了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即现代辩证（历史）唯物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必然要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互换其活动；而实践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的开始时就已经在实践者的头脑中作为目的以观念形式存在，并通过实践转化为现实。实践犹如一个转换器，通过实践，社会的人在自然中贯注了自己的目的，使之成为社会的自然；同时，自然又进入社会，转化为社会中的一个恒定的因素，使社会成为自然的社会。换言之，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自然与社会“一体化”，构成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即感性世界。人类实践活动构成了现实世界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和根据。

由此可见，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其意识的关系，而这些关系的总和又构成了现实世界中的基本关系。可以说，实践以缩影的形式映现着现实世界，它蕴涵着现实世界的全部秘密，是人类所面临的一切现实矛盾的总根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6]，并从实践出发去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实世界，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解答实践活动中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为改变世界提供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改变现存世界的实践活动而创立的，实践的内容就是它的理论内容，它本身就是对人类实践活动中各种矛盾关系的一种理论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17]，其基本内容就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18]。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找到了哲学与改变世界的直接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