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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圣西门的实业制度02（第2页）

圣西门指出，必须使科学体系、宗教体系、法律体系和艺术体系联合起来，在总的公益体系的指导下建立最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社会组织，建立最有益于发展一切有益的才能的社会组织，即实业制度。在这样的理想制度下，法兰西民族所幻想的，将不再是战争的胜利，他们所追求的财富也不再是侵略果实；他们希望在科学艺术方面超越他国，并想用和平劳动和实业活动使自己富强。

（四）实业制度的社会生活

圣西门认为，实业制度是人们享有最大程度自由，保证社会得到最大安宁的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新制度唯一而长远的目的，就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知识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将吃得最好，穿得最漂亮，住得最舒适，到处都可以得到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上最美妙的东西，能够随意去旅行。人们的智力发展水平很高，能够认识和自觉运用自然规律，可以鉴赏艺术。新的社会将是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人间乐土。

实业制度是一个社会各阶级合作和谐的制度。与以往的绝大多数乌托邦主义者不同，圣西门的理想社会里保留着财产私有制，保留着资本家和工人、农厂主和农民。不过，他们都是劳动者，不存在任何的压迫和剥削，不存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对立。所有社会阶级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合作发展，和谐共处。这是一个有利于一切社会阶级、以实现普遍幸福为直接目的的社会制度，在这一制度下，“社会的一切阶级，只要是勤劳的阶级，不管它是人数最多的无产阶级，还是最有钱的富人阶级，其福利都能够大大提高”[54]。

实业制度是一个自由、平等的制度。实业制度下人们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因为这个制度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尽善尽美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在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欲望都可以得到满足，都能享受到最好的福利。真正的自由不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而是尽量广泛地毫无障碍地发展人们在世俗方面和精神方面有利于集体的才能。实业制度下人们享有平等的权利，人们的地位是平等的，权利也是平等的。实业制度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原则上，它否认一切以出身为基础的权力，不承认各种特权。到晚年时，圣西门认识到，无产者的“智力已经相当发展，他们的预见力已经相当的敏锐，足以毫无困难地建立起一个使他们成为权利平等的社会成员的社会组织体系”[55]。也就是说，这时他已经明确承认无产者同资产者一样有资格可以成为实业制度的管理者。不仅如此，圣西门认为，在实业制度下，妇女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利。

实业制度遵循“新基督教”这一新的最高道德标准。圣西门的“新基督教”与传统宗教不同，它不是要人在天堂而是在现世得到幸福，“宗教应当引导社会走向最迅速地改进最穷苦阶级的命运的伟大目的”[56]。新基督教是实业制度下每一个人的信仰，也是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的指导思想。新基督教还要负责在学者、艺术家和实业家之间建立联系，使他们成为人类共同的领导者和各民族的特殊利益的保护者，并使各种精密科学、艺术以及实业位于一切知识的前列。新基督教也举行宗教仪式，其目的是把在礼拜天经常集合在一起的人的注意力，引到对全体社会成员和整个人类有共同利益的活动上去。

不过，圣西门并不准备把新基督教凌驾于科学、艺术与实业之上，他的新基督教在新社会中只是一种道德力量，是新社会得以建立和存在的某种规范或原则。实业制度下将建立起新的道德风尚，新的道德倡导集体主义，反对利己主义，它将使每个人有最大的可能将自己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最有益地贡献于社会和大多数同胞。

总之，在圣西门那里，实业制度是一个合作和谐的社会，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一个物资丰裕的社会，一个文化昌明的社会，一个风尚清新的社会，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

（五）实业制度下的对外关系

首先，圣西门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该和平相处。在他看来，和平是一切社会福利中最伟大的东西，只有和平才能用最迅速和最可靠的办法去发展最好的农业、工业、商业和政治措施。圣西门指出，各地方之间彼此敌对，各民族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大多源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奴役，源于利己主义和损公肥私。未来社会组织的使命就在于为各国人民建立持久和平，使他们联合起来去打倒企图损害全人类公益而自肥的民族。“如果人类停止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发号施令，而是组织起来共同去征服自然，如果各国人民相互之间也采取这种办法，那末，人类将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是可以判断出来的。”[57]

其次，圣西门主张欧洲联合。在圣西门的著作中，处处体现这样一种思想，即战争与分裂带来的只能是衰落与灭亡，和解与联合才能带来繁荣与发展。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圣西门提出了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的构想，即在政治上将欧洲各国联合起来。这个政治共同体就是全欧议会。它是欧洲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在行政管理、科学和经济方面具有杰出才能并具有真正“爱欧洲主义”精神的人组成。它置于一切民族政府之上，拥有裁决各国之间的纠纷和所有涉及总体利益的问题的权力。公共教育事业也由它来组织和领导，由它负责在欧洲传播共同的公民与道德教育。全欧议会之下设有一个对它负责的全欧政府。

再次，圣西门主张用和平方式实现欧洲联合。在他看来，只有以和平的方式，欧洲才能实现真正的联合，战争和暴力带来的只能是征服与分裂。拿破仑企图恢复查理大帝时代的盛世，结果对于法国和整个欧洲只有破坏性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波拿巴建立的社会体系，是以法国从物质上奴役欧洲为基础的，这种局势是欧洲不可能忍受的。

又次，圣西门主张欧洲联合应从英法两国联合开始。虽然英法两国在历史上是宿敌，但是，如果欧洲两个实力最强、积怨最深的国家之间不能实现和解，欧洲的联合将无从谈起。按照他的预计，英国将会在法国之后建立新社会，即实业制度，那时，由于新体系的本性，将在地球上两个实业最发达的民族之间建立起真诚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盟。一旦法国和英国联盟，那将是文明世界最强大的社会力量，欧洲的联合也必会接踵而至。

最后，由于圣西门的政治思想中已经含有国家消亡的思想萌芽，按照其实业制度是人类最美好的制度，将不断为各民族所效法的思路，以及英法联合进而走向欧洲联合的逻辑，实业制度将会在世界各地不断得到扩展，最终实现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从这个意义上看，实业制度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圣西门那里并不具有长时段的意义。

五、实现实业制度的道路

基于对法国大革命暴力性质的否定性认知，圣西门借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之口，明确表示：“社会所要求的变革，应当用和平方式实现；准备提出的各项改革方案，无论如何不得具有可能再度引起暴乱的性质；改革家决不应依靠刺刀来实现自己的想法。”[58]虽然他也赞成“通过从根本上改变原则的激烈办法一举而完成”社会体系的变革，但这里的“激烈办法”只是从社会体系变革应该采取治本的办法这个意义上说的，并非指的暴力革命。在他看来，“革命，既使它具有暴力的性质，也没有完成教化的发展所要求的那种变革”，也就是说，“治标的办法不管多么坚决都不能使社会体系发生改变”[59]。

圣西门所谓和平方式，就是通过主导社会舆论的办法普及自己的学说，使社会各阶级都理解并承认这个关于最美好社会的最美好计划，进而按照这个计划改革现实社会，实现实业制度。圣西门指出：“使我们的神圣事业获得成功的关键，就是要采取说服的办法，这是使我们能够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60]“博爱者可以运用的唯一手段就是宣传，无论是口头宣传还是书面宣传，都可以。”[61]“人们把舆论称为‘世界的女王’，这是完全正确的。它是当代最巨大的道德力量，只要它明确表态，人间的其它一切力量都得让步。”[62]所以，他致力于著书立说，向社会各个阶层宣传自己的主张。

圣西门始终认为实业家、学者和艺术家是实现社会改造的依靠力量，而富有的实业家则是当然的领导者。因为富有的实业家由于在工人的日常工作中指导工人，而成为主要是由工人构成的人民的领袖，并由此成为劳动人民的直接领袖和天然领袖。

所以，圣西门首先向富有的实业家和学者、艺术家发出呼吁，认为这是使人民得到确实值得信任的领袖的唯一手段，而这些领袖能够指导人民的观点去正确地判断各项政治措施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艺术家、学者和实业界领袖必须明白，他们的利益实质上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一致的；他们属于劳动者阶级，同时也是这个阶级的天然领袖。毫无疑问，他们应当发挥他们最大的能力促使体系发生变化。在圣西门看来，实业界的领导人只要团结无间，采取适当的措施，就足以建立起实业制度，使社会放弃我们祖先居住过的封建大厦的废墟。

为了使实业界领袖在社会变革中充分发挥力量，圣西门主张尽快建立实业家政党。这个党的核心是巴黎的实业家组织。只要巴黎的实业家组织起来，法国其他各地的实业家以及整个欧洲的实业家就会相继跟进。实业家政党的主要任务一是保护实业家的利益使其不致成为其他政党的猎获物，二是宣传实业学说，提高实业家的觉悟水平，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阶级优势，克服政治冷淡态度，以便尽可能多地团结社会上的一切力量促进实业制度的实现。

圣西门还向王权发出呼吁，主张王权同实业家联合起来，共同促使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他写道：“博爱者将采用的唯一手段就是宣传，而这种宣传的唯一目的，则是唤起君主利用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来实现势在必行的政治改革。”[63]他们应该向各国国王进谏：“为了维护自己的继承权万世一统，君主们应当让实证科学的学者领导社会教育和改进科学理论工作，让最有管理才能的实业家关心管理世俗工作。”[64]在圣西门看来，王权与实业家自古以来就有着共同的利益，实业家只有在王权的支持下才能获得解放和发展，而王权也只有在实业的保卫下才不受新旧贵族和僧侣阶级的侵犯。国王同实业家之间的联盟所形成的力量，将比社会上其他阶级加在一起的力量还要大得多。基于这样的认识，圣西门一再把希望寄托在法国最高统治者身上：他曾以圣西门伯爵亲属的身份把《万有引力》一书献给皇帝拿破仑，还曾给复辟王朝的国王路易十八上过书，希望能够唤起国王利用他掌握的权力来实行势在必行的社会改革。不仅如此，他还向上层统治者发出呼吁，幻想能够把这些被他视为敌人的人争取过来。

最后，圣西门还向最广大的劳动者群众发出呼吁，劝说他们接受由于“采取荒谬的措施”所引起的饥馑重担，捐弃前嫌，把权力让给本阶级的天然的领袖，因为“虽然法国人民能够顺应事物的发展趋势强烈地希望恢复秩序，但是他们只有依靠天才，才能重新组织起来而成为一股社会力量”[65]。他还希望广大群众齐心协力向国王表达自己的愿望：“把精神和世俗方面的公共事务的领导权，完全交给最能按照共同利益领导这项工作和最关心这项工作朝这方面发展的阶级。”[66]“在法国，为了建立实业制度，只由国王颁布一道敕令，委托最卓越的实业家编制国家预算草案就可以了；如果为数两千五百多万人的法国实业阶级恳请国王确信这个措施可以保证王位安全和民族繁荣富强，国王就一定颁布这项命令。”[67]

六、圣西门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

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到19世纪初期达到了高峰，标志这一高峰的代表性人物便是被称为“三个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他们又被称为“批判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而在这三人中，圣西门又是最早出现的一位思想家，所以，可以说圣西门是“批判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人。他丰富而精辟的思想为社会主义思想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大直接思想来源。恩格斯曾经对圣西门的思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的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68]了。

圣西门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历史观和理想制度方案中那“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69]。

首先，圣西门摆脱了自然法学说的影响，明确表达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有规律地向前发展的进步运动的思想。他认识到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更替是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正在成长的未来社会的萌芽与行将灭亡的旧制度的残余会同时并存并进行激烈较量。但人类的前景是光明的，黄金时代属于未来。他揭露了法国刚刚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是“过渡性的制度”，最后一定要被实业制度所取代。圣西门还提出衡量社会进步、制度优越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大多数人过上幸福生活，是否有利于生产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各种人才脱颖而出，是否有利于全社会的团结，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最大进步。这些标准直到今天仍不失其积极意义。

其次，圣西门认识到了经济关系的变革是社会政治变革的原因。他在解释一种社会制度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制度时，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分析法国封建社会衰亡过程时，提出由于财产所有权从贵族手中转移到实业家手中，引起贵族政治势力衰微，实业家政治地位的加强，明确表达了社会和政治变革由经济的发展所引起的思想。他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比政府形式更加重要，提出了所有制是社会的基础，而政府只是它的形式的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他所设计的实业制度在改革所有制方面的指导思想。同时，他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尚发展不足的历史条件下，就敏锐地观察到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已投身于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了。与有产者的愿望相反，无产者的愿望是少纳税和提高工资。没有财产者的这种需要只能极不充分地得到满足。这就决定了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必然会有斗争。所以，恩格斯把它当作天才思想的火花给予高度的评价。

再次，圣西门提出了未来社会唯一而长远的目的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取得的成果满足人们的需要和最圆满地改善无产者的身心生活的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和系统论证未来社会的根本目的和实现手段。在这里，圣西门特别强调要“依靠科学、艺术和工艺来使劳动造福于社会的政治体系”[70]，并特别批驳了轻视脑力劳动的偏见，认为“当社会的迫切需要引起最重要和最艰巨的理论研究的时候，不让当时存在的大批脑力工作者参与，特别是不让其中被公认为最有工作能力的学者去负责，实在是一件怪事”[71]。圣西门充分估计到了知识和知识分子在未来社会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要把精神权力交给学者，他们既是未来社会各种发展规划的制订者，也是最高决策的重要成员，既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也是社会发展的领航人。

最后，圣西门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角度论述未来国家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国家消亡的思想。他认为，在旧制度下，人们彼此处在不平等的地位，经常会发生冲突，加之科学文化不够发展，这就需要有庞大的管理机构来维持秩序，因为这时政府必然将群众看成是现有秩序的敌人。所以，这时的国家管理实际上是人对人的统治。但在实业制度下，政权机关的性质和作用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这里已不再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人的统治完全让位给了对物的统治，国家的职能主要是组织人们进行社会生产，以造福整个民族。政治学也完全变成了关于生产的科学。对此，恩格斯评价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73]

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他本人世界观的局限，圣西门的思想体系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

首先，圣西门虽然对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压迫和剥削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他没有触及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没有得出废除私有制的结论，在他的理想社会制度中还完整地保留着资本主义私有制，保留着资本家的剥削，也保留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实际统治。所以说，“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74]。当时，法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很不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不明显，而刚刚取得政权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又从事各种非法投机活动，给法国经济造成很大危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圣西门把法国革命后的社会矛盾概括为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的对立，劳动者除工人和农民外，还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而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这样的见解完全适应法国刚刚产生大工业以及随之产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的那个时代。”[75]“这要由当时法国的经济政治状况来说明。”[76]

最后，圣西门始终把无产阶级看作一支没有任何历史主动性的力量，最多不过是一个应受政府特殊监护的阶级。虽然圣西门特别强调“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虽然他在晚年也逐步地改变了对广大劳动者活动能力的看法，但是，他最终也没有把无产阶级看作社会变革的主要依靠力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三大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的根本缺陷时指出的：“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任何历史主动性”，“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79]这也是圣西门总是向上层统治者求助，企图依靠天才人物和统治者来实现其理想方案的根本原因。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圣西门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80]，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圣西门的学说，“只有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为自由的历史的自主运动的时候，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