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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傅立叶的和谐社会（第1页）

第二节傅立叶的“和谐社会”

一、傅立叶生平与著述活动

傅立叶，全名弗朗索瓦·马利·沙尔·傅立叶（Fran?oisMarieCharlesFourier，1772—1837），19世纪初法国伟大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

1772年4月7日，傅立叶出生于法国东部弗朗什-孔泰（Frae）首府贝桑松（Besan?on）的一个呢绒富商家庭。自幼即对商业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较深的感受。他的中学教育是在当地耶稣会主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完成的。傅立叶聪慧过人，求知欲旺盛，因不满足于学校刻板狭隘的教学内容，他通过自修学习了许多方面的知识。他对几何、物理、数学特别感兴趣；酷爱艺术，尤其醉心于音乐，自己编写了不少乐曲；喜欢写诗，特别是讽刺诗；偏爱花卉和鲜艳的颜色。通过这一时期的学习，傅立叶力图集数学的准确性、艺术的表现力、讽刺的尖锐性与诗性的浪漫于一身，从而铸就了他日后的性格取向和创作特点。

他的父亲在他九岁那年去世时立下了要求他必须继承父业的遗嘱。中学毕业后，他不得不屈从于父母的意志，从1790年起到里昂去学习经商。此后两年，他先后在里昂、巴黎、卢昂、马赛等地接受商业训练，其间还曾前往德国、荷兰、英国办理业务，做过店员、推销员和经纪人。这样的阅历使他对法国资本主义商业的内幕有了较深的了解。

1792年，20岁的傅立叶回到贝桑松继承了三分之一的遗产，并用这笔遗产在里昂独立经营了一家商店。这时，革命大潮席卷了法国，整个社会正处于大变动时期，阶级斗争空前激烈，形势动**不定，食品短缺，物价飞涨，商人囤积居奇，投机成风。里昂的政治气氛也非常紧张，雅各宾党人与吉仑特党人的冲突发展成为内战。1793年5月，吉仑特党人发动政变，夺取了里昂的领导权。傅立叶的全部商品都被吉伦特政权征用，本人也被强行拉进叛军，在一次战斗中险些丧命。雅各宾派攻克里昂后，傅立叶又被视为叛军的支持者数次遭到逮捕，寓所频遭搜查，财物也被洗劫一空。他侥幸逃出里昂，回到贝桑松。这段遭遇让他对暴力革命，特别是雅各宾专政持敌视态度，认为他们是在全国遍布告密者和设置断头台的强盗。

不过这段经历也让他意识到那些曾为法国革命提供过“政治科学和道德科学”理论的哲学家们并不真的掌握医治社会疾苦的药方，并对新建立的资产阶级“理性王国”有了新的认识。

1794年7月，傅立叶应征入伍，但只在军营待了一年多就因健康原因退役。此后的三十多年间，除了1811年和1815年拿破仑“百日”复辟期间先后做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公职人员外，傅立叶都在从事自己讨厌的商业活动。

因为在里昂政治事变中破了产，傅立叶自己不能独立经商，只能给别的商家打工。他先后做过会计员、出纳员、文牍员、推销员、发行员，还做过中间商和经纪人，这使他对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内幕有了更深切的认识，非常熟悉其中的种种罪恶勾当。例如，他在马赛一家粮店做店员时，正赶上灾荒年，老百姓饥无所食，他却奉老板之命，逼着人把因囤积待价的200万公斤变质大米倒进大海。同时，低下的社会地位又让他对穷苦群众的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同情，并促使他愈加关心社会问题。

繁忙的商务活动并没有打断傅立叶的求知欲望。他抓住一切机会博览群书，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学、艺术以及物理学、数学、几何、天文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傅立叶记忆力惊人，他能凭记忆引证许多古代作家和近代作家的作品。伏尔泰和卢梭等启蒙学者的学说，前人的乌托邦思想以及当时流行的协作社思想，都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傅立叶正式学历不高，中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他对书籍也抱有一定的偏见。他往往只是为了寻找对自己所制定的理论有用的材料时才去求助于书籍。他也不喜欢把一本书从头读到尾，而是善于理解书中主要的、本质的东西。而且他更喜欢读报纸杂志，许多他引证的有关书籍的知识，也往往是从报纸和杂志上得来的。

傅立叶喜欢进行调查研究，特别喜欢向来自社会下层的人询问、了解情况。他经常随身带着小纸片，随时随地记下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给他的创作带来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丰富的阅历、细心的观察、广博的知识积累加上深入的思考，使傅立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的科学”。按照傅立叶自己的说法，他在1798年开始领悟到自己理论的萌芽，1799年开始研究复杂的协作社，1800年完成大型协作社理论，1802年发现了工业组织的谢利叶。他以自己特有的诙谐打趣说：

我也跟牛顿一样，被一个苹果指出了思想的方向。这个苹果真不愧为名产，使得我这个旅行者在巴黎费弗里餐厅进餐时花了14苏。当时我刚从外省来，在外省，像这样的苹果，就是再大一点和质量再好一点，也只卖半个里阿尔，也就是14苏可买一百多个。我很诧异，同一地区和同一气候地带的产品，在价格上竟如此悬殊。于是我开始怀疑工业体制中存有基本缺陷，并从此着手探索。经过四个年头，我发现了工业组织的谢利叶，最后又发现了被牛顿所疏漏的世界运动规律。[82]

1803年12月3日，傅立叶在《里昂公报》公开发表了他的《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的文明制度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无益的过渡性制度，它将被新的和谐制度所代替。这篇论文包含着傅立叶学说的雏形，标志着其乌托邦思想基本观点的初步形成。

1803年至1807年的五年间是傅立叶的一个紧张的创作时期，在此期间写下了大量手稿，后来由其弟子整理发表。

1808年，傅立叶在里昂匿名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简称《四种运动理论》）。该书分三部分，分别阐述了他的宇宙观、历史观，批判了现实制度，并提出了有关未来社会的主张。按照傅立叶的计划，这部著作只是他构想中的六卷本巨著的绪论。《四种运动》一书文字晦涩，结构零乱，出版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1816年，傅立叶迁居到安纳省汝拉山下，先住在自己乡间的姐姐家，后独自搬到了柏恩市。在接下来的六年间深居简出，集中精力从事写作。其间得到了他的第一个信徒、贝桑松当地的一位官员尤斯特·缪隆的帮助。1822年，傅立叶结束隐居生活来到巴黎，出版了他的两卷本《论家务—农业协作社》。该书除了包括《四种运动论》的主要内容外，着重描述了未来社会即法郎吉的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以及文明制度向和谐制度过渡的两个时期，即保障制度和协会制度。稍后该书修订后分四卷出版，书名也改成了《宇宙统一论》。傅立叶把自己的新著分别寄赠给记者、作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但是，除了部分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对其表示赞赏外，该书仍然没有什么社会反响。

1822年至1828年，傅立叶住在巴黎和里昂，一面谋生，一面继续研究他的协作理论。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法国工业革命的兴起及其后果，并亲身体验到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危害。他由此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与生产的发展和科学艺术的繁荣不相适应，建立协作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

1828年，傅立叶回到故乡贝桑松，住在女弟子拉莉斯·薇古尔的家里，专心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努力使自己的理论通俗化。1829年，傅立叶在巴黎出版了他生前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经济和协作的新世界》（简称《新世界》）。该书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文字通俗流畅，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傅立叶的思想，并着重论述了和谐制度的组织问题和法郎吉的经营管理问题，同时还批判了文明制度，揭露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傅立叶思想成就的最高峰。

自1829年傅立叶回到巴黎出版《新世界》之后，就一直住在巴黎，直到去世。晚年的傅立叶身体多病，过着孤独清苦的生活，仍然兴致勃勃地坚持写作。1835年以后，傅立叶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但还是每天清晨就开始动笔，往往工作到深夜，直到逝世前几个月还在撰写新著《论商业》。这是他最后的一部著作，1845年公开发表后曾受到恩格斯的高度赞扬，认为在德国除魏特林外，“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写出一篇能稍微和这篇草稿相比的文章”[83]。傅立叶晚年留下了不少文章手稿，这些手稿在他逝世后经他的弟子整理陆续问世。其中在傅立叶主义者主办的杂志《法郎吉》上发表的几篇重要文章，如《论商业》《论经济中和科学中的无政府状态》《经济的新世界》等，都是傅立叶学说中的精华。

除从事研究和著述外，傅立叶也同弟子们一起进行宣传活动，以扩大自己学说的影响。为此他支持并协助学生们创办刊物《法伦斯泰尔》和《法郎吉》，积极为它们撰写文章。1832年，他们还曾在塞纳-瓦兹省的康迪进行过一次“法郎吉”协作社的试验。

晚年的傅立叶仍然非常关注法国局势的变化，1830年的七月革命，1831年和1834年的两次里昂工人起义，他都有关注。不过，他虽然对里昂工人表示同情，对镇压工人起义表示不满，但他反对暴力革命的态度没有任何变化，所以对两次工人起义都没有表现出政治上的积极性。

1837年10月10日清晨，傅立叶被人发现已在自己寓所去世，享年65岁。

二、傅立叶的社会历史观

傅立叶同圣西门一样，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不过，他是从自己特有的自然观出发，引申出社会历史是按一定规律发展的结论。傅立叶的自然观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但采取了自然神论的形式，带有神秘主义色彩。

（一）整个宇宙是一个普遍运动的体系，社会运动是其中最主要的运动，情欲引力规律是社会运动的特殊规律

傅立叶认为，“大自然是由三个永恒的、自生的、不可毁灭的原则组成的”[84]。这三个原则分别是上帝或神意的原则，物质的原则，正义或数学的原则。其中物质原则是消极、被动的，要由积极的、主动的上帝原则推动才会发生变化，但物质是从来就存在的，上帝既不能创造它，也不能破坏它，同时上帝推动物质发生变化的时候要遵循数学原则，数学原则不依赖上帝和物质而存在，并且是推动物质运动的根本指导原则。三种原则之间必须保持协调关系。

傅立叶指出，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整个宇宙的物质运动有四种形式，即社会运动、动物运动、有机运动和物质运动，其中社会运动是主要形式，只要认识了社会运动的规律，就可以同时认识其他运动的规律。所以他把主要精力用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研究社会运动的规律。

在傅立叶看来，“引力规律”是四种运动的共同规律。物质运动和有机运动受“万有引力”支配，而社会运动和动物运动则受“情欲引力”支配。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的情欲引力发生作用的结果。人们依据情欲引力规律，不仅可以了解人类社会的过去，而且可以了解人类社会的未来。所谓情欲，就是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各种欲望，是人所共有、与生俱来、永恒不变的本性。人对情欲的追求产生“情欲引力”，而这种“情欲引力是自然界在思考能力产生以前提供的推动力……是一种持续而顽固的力量”[85]，“它是上帝用来推动宇宙和人的工具”[86]。

傅立叶把人类的情欲分为三类最基本的情欲：一是感官情欲，又称奢侈情欲，追求人的感官的满足；二是依恋情欲，又称合群情欲，追求亲密的联系；三是分配情欲，又称谢利叶情欲，也是追求普遍一致、趋向社会统一的最高类型的情欲。这三种基本情欲是第一级情欲。由第一级情欲引起的第二级情欲共12种，即第一类感官情欲中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第二类依恋情欲中的友谊、爱情、荣誉感、爱家庭，以及第三类分配情欲中的创造、竞赛和追求多样化。这12种情欲中前五种可称为“肉体欲”，后七种则可称为“精神欲或来自心灵的情欲”。如此类推，这12种情欲还可以引起32种三级情欲，由三级情欲又可以引起134种第四级情欲，由第四级情欲又可以引起404种第五级情欲，等等。由于人们具有如此种类繁多的情欲，便引起了人们无数多样化的性格。

傅立叶认为，人不能压抑情欲。而要满足人类情欲的要求，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财富，人的情欲与物质财富的矛盾便推动了社会的运动。当物质财富能够满足人们的情欲要求时，表现为“情欲引力”，促使社会协调地向前发展；当物质财富不能满足人们的情欲要求时，则表现为“情欲斥力”，以致产生各种社会灾难，使整个社会处于不协调状态。在他看来，过去社会的各种制度都使人的自然的、永恒不变的情欲受到压抑，不能自由发扬出来。历史的发展就是要使自然的和正常的情欲摆脱非自然的和不正常的东西对它的影响。

情欲引力理论是傅立叶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所以，他又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情欲力学”。傅立叶对他自认为发现的这个支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非常自豪，认为他的情欲引力规律同牛顿的万有引力规律一样科学。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发现比牛顿还要伟大，因为牛顿这类的科学仅仅把他们所探讨的那个部门的运动规律（即天体运动的规律）解释了一半，而他则恰如其分地解释了所有的问题。

他骄傲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