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中文

第二节 傅立叶的和谐社会（第2页）

我一个人使三千年来的幻想和愚蠢化为乌有。任何人不能觊觎我的发现的一小部分；现在和未来的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幸运而感谢我一人，也只有那实行解放人类，把我所发现的神的规律付诸实现的人，才可以分沾这种感谢。[87]

（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运动的过程

傅立叶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时间为八万年，经过四个大阶段共32个时期（有时又说是36个时期）。第一、四阶段是人类的苦难世纪，各为五千年，各包括七个时期；第二、三阶段是人类的幸福世纪，各为三万五千年，各包括九个时期。社会的发展同人的成长过程相似，整个人类历史也有童年（幼年）、成长（青年）、衰退（壮年）和没落（老年）四个阶段，其中前两个是上升波动阶段，后两个是下降波动阶段。当上升的波动到达极点时，就会转变为下降的波动，这时，前一历史时期就会为新的历史时期所代替。同时，这32个历史时期的每一个时期又会有自身上升下降波动的四个阶段，即童年阶段、成长阶段、衰退阶段和没落阶段。每一阶段又各有其特征。社会历史就是这样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必须向更高的阶段前进。

傅立叶在分析各个历史阶段时，只是着重分析了前八个时期，即童年阶段的七个时期和成长阶段的第一时期。他把这八个时期分别称为原始时期、蒙昧时期、宗法制度、野蛮制度、文明制度、保障制度、协作制度和和谐制度。其中文明制度包括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多数情况下，傅立叶所说的文明制度实际上是专指资本主义制度。保障制度、协作制度和和谐制度都是协作制度，但是发展程度不同：保障制度是半协作制度，协作制度是简单协作制度，而和谐制度是复合协作制度。

按照生产和生产的特征来划分，原始时期以渔猎为主，蒙昧时期以畜牧为主，这两个时期属于“生产活动以前各个时期”。宗法制度是小规模生产，野蛮制度是中等规模生产，文明制度是大规模生产，这三个时期都属于“分散的、欺诈的、令人厌恶的生产”。保障制度、协作制度和和谐制度下的生产属于“协作的、诚恳的、诱人的生产”。

傅立叶认为，原始时期属于“极乐世界时期”。由于人口稀少，原始社会的人有用之不尽的兽群、果物、鱼类、野味等，没有孤立的家庭经济，男女完全自由结合。所以，原始社会是一种幸福、美妙的社会制度。不过，这种制度虽然美好，但还是比不上未来的和谐制度。蒙昧时期出现了家庭经济和物物交换。各个家庭联合成部落，产生了部落首领。这一时期形成的婚姻制度使妇女沦为从属地位。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部落制度解体，出现了互不联系的家庭和家长制，包括妇女在内的家庭成员沦为半奴隶状态，这就是宗法制度。宗法制度的经济是小规模经济，出现了原始商业。野蛮制度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商业也由简单流通发展到复杂流通。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两个阶级，即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妇女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完全处于被奴役状态。奴隶制时期是文明制度的第一阶段，以古代希腊、罗马式奴隶制为代表，是最残酷的社会制度。封建制度是奴隶制度的第二时期，它把束缚在个别人身上的奴隶，变成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封建制度之后便进入文明制度的第三阶段，即傅立叶认为他自己所处的阶段，这是文明制度的衰落时期，此后便是文明制度的凋谢时期。傅立叶所指的文明制度的衰落时期和凋谢时期就相当于人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傅立叶看来，文明制度并不是一切社会制度中最完善的制度，它既不是上帝的要求，也不是运动的进一步目的，它必将为更高一级的和谐制度所代替。

（三）没有纯粹性质的社会制度，每一个社会制度都既存在旧制度的因素，也存在新制度的因素

傅立叶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如同一和对立、统一和分裂、同情和反感、正一致和反一致、上升翼和下降翼、协调和反协调、引力和斥力、离心力和向心力、运动和反运动、正作用和反作用、对立和平衡等。这种截然对立的行为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一切事物都是通过这种截然对立的行为达到协调一致的。事物的运动也具有两种秩序，一种是合理与和谐的秩序，一种是不合理和无联系的秩序。

在社会运动领域，合理的秩序是协作社制度或最大可能协调的制度，而文明制度则是最不合理、最无联系和最不协调的制度。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两种运动形式往往交替出现。在最不协调的文明制度之后，就应该出现协调的协作制度。社会运动在协调上升和协调下降中有规则地进行着，在这个过程中，有后退、前进和跳跃式前进。傅立叶把这种情况称为“退”“冲”“跳”，而“退”正是为“跳”准备“新能量”。

不过，在傅立叶看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要找到一个未经任何改变、不因袭高级或低级时期的任何性格特点的纯粹社会，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每个时期经常会具有高级时期或低级时期的性格特点。例如，文明制度就多少掺杂着从高级时期或低级时期因袭下来的一些性格。以法国为例，法国人在文明制度下通过统一度量衡和拿破仑法典实行的经济与行政关系上的统一，就“背离了文明制度”而同保障制度衔接了起来，因为文明制度的特点是经济和行政关系上的分散。与此相反，文明制度从野蛮制度或者宗法制度那里保留下来的一些旧的性格特点，则往往会使文明制度变得更糟。例如，文明制度下在“商业自由”的名义下出现的掺杂使假、买卖假货，就属于从宗法制度下继承下来的特点。另一方面，介于各种社会之间，有一些混合性或新旧交错的社会，它们是几个时期的性格特点的混血儿。例如俄罗斯社会就是野蛮时期与文明时期的混合物；而中国社会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社会，它把宗法社会、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的种种性格特点熔合于一炉。所以，中国人既不是宗法社会的人，也不是野蛮社会的人或文明社会的人。这种混合性的社会有可能比诞生它的原来社会更坏，但也可能具有更多的活力。

傅立叶指出，如果一个社会存在较多的低级时期的性格特点，当然不是一桩好事。如果一个社会里高级时期的性格特点不断增多，最终必然会导致该高级社会的到来。不过一个社会实行高级时期的性格特点也并不必然是件好事，因为在某种特定条件下，这种性格特点可能由于政治变迁而引起变态作用，并产生不良效果。所以，当人们把一个时期的性格特点引进另一个时期，正如同把某种气候中的植物移植到另一种气候中一样，必需谨慎从事。不难看出，“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的”[88]。

三、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傅立叶对“文明制度”的批判，虽然有时也包括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但主要锋芒是指向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89]这些批判构成了他全部学说中最精彩、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所谓臻于完善境界的文明制度只不过是一种人间地狱”，“是恢复了的奴隶制度”

傅立叶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给劳动人民带来的苦难，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对雇佣工人的残酷剥削。他指出，文明制度创造了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高度发展的科学艺术，却不能保证给予人民劳动和面包。文明制度的机构在一切方面都是巧妙地掠夺穷人而发财致富的艺术。对于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来说，文明制度就是一切灾难。

在这种制度下，充满着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存在着“个人反对大众的广泛战争”。每个人都企图用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牟私利，把个人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以至于

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则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需要一场大火把一个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装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把所有的玻璃打碎；裁缝和鞋匠希望公众用容易褪色的料子做衣服，用坏皮子做鞋子，以便多穿破两套衣服，多穿坏两双鞋子……法院认为法国每年连续发生应该审理的十二万件犯罪案件和违法行为是适当的，因为这个数字对维持刑事法庭是必需的。[90]

这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中表现得最为严重，已经形成为“反对大众的个人所有制的暴政”[91]。傅立叶敏锐地发现，文明制度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对立实质上是富人和穷人、工厂主和工人的对立，是少数人残酷地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导致的贫富对立。在文明制度下，富人们勾结在一起掠夺穷人，而人民全体都是富人的奴隶。富有阶级的财富随着生产的发展成倍增长，而穷苦阶级的财富却永远停留在零这个数字上。富人享受不尽荣华富贵，常常因吃得过饱而消化不良，穷人则贫困潦倒，常常不是饿死就是因饥不择食而患病致死。在法国就有800万人没有面包吃，英国仅伦敦一地就有23万多贫民。英国一般工人每天做工16小时，即使熟练工人也仍不能免于贫困；童工的处境更加悲惨，每天工时长达19小时而工资却只有一个半先令，还要经常受到工头的鞭打。

傅立叶指出，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工人最不幸的国家，工人的处境还不如蒙昧制度下的人甚至牲畜。他由此断言，“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92]。工业生产对于一无所有的阶级来说已经成了一种惩罚。因为它使生产所依靠的雇佣工人和奴隶阶级陷于绝望的境地。在这种处境下的工人，不仅不再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且痛恨奴役他们的劳动。在傅立叶看来，科学并没有能够把文明制度提高到它能够达到的唯一的进步程度，而且只要文明制度在延续，科学奇迹对于人类幸福总是害多于利。因为虽然增加了享乐的资料但同时也加倍扩大了绝大多数无衣无食的人的贫困。“文明制度的工业只能创造幸福的因素，而不能创造幸福。相反事实将会证明，如果不能循着社会发展阶梯真正前进的办法，则工业的过分发展会给文明制度带来极大的不幸。”[93]作为一种“反社会的工业主义制度”，“所谓臻于完善境界的文明制度只不过是一种人间地狱”[94]，“是恢复了的奴隶制度”[95]。

傅立叶还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寄生性。他估计，整个文明制度的人有三分之二不从事生产劳动。他把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寄生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家庭寄生者，包括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妇女、儿童和仆役。第二类是社会寄生者，包括官吏、军人、警卫、十分之九的商人和大半数的企业主。第三类为补充寄生者或附属寄生者，包括懒汉、诡辩家、法律家、囚犯、病人、骗子、妓女、乞丐等。这些寄生者从不参加劳动，或仅仅参加有害的劳动。他们全靠少数劳动者来供养，是社会的沉重负担。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组织使得生产的成就不是增加劳动者的福利，而是使他们更加贫困；它不仅造成劳动力的浪费，也造成了资本和商品的浪费。傅立叶的这一分类虽然不太科学，却有力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二）资本主义商业集中了文明制度的基本缺陷，是一切祸害中的主要祸害

傅立叶认为，“商业精神”在大革命之后渗透了整个社会。从前被统治阶级鄙视的商人一下子变成“半仙之体”，他们“掌握着文明制度的钱袋”，成了“统治文明制度和统治国王们本身的暴君”[96]。在文明制度下，商人巧取豪夺，采取一切卑鄙手段掠夺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从产业界吸取血液，使生产阶级屈服于高利贷者；他们利用各种商品缺货的机会，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用投机的办法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对工厂主和公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他们用种种卑鄙手段使农民和国库陷入灾难的深渊，并利用这种双重的灾难，强迫国库向人民榨取最后一滴鲜血。傅立叶严厉谴责商人阶级是“吸血鬼”，“是一帮联合起来的海盗，是一群掠夺农业和工业生产并在一切方面奴役整个社会的匪徒”[97]。文明制度下的商业其实就是法律保护下有组织的抢劫行为，商人们经常借助这种有组织的合法抢劫，出其不意地攫取几千万的肮脏财产。

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商业的罪恶行径，傅立叶根据自己长期从事商业活动搜集的资料，详细列举了商人的36种罪行，包括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证券投机、制造伪币、买空卖空、哄抬物价、重利盘剥、掺杂使假、制造饥荒、危害健康、转移资本、降低工资、宣告破产、偷运走私、贩卖黑奴、海盗行径等。他写道，商人为抬高价格，可以当众把堆存肉桂的货栈烧毁，可以烧毁一部分谷物或有意使一部分谷物烂掉。就在大量谷物就这样被烧毁的时候，却有800万法国人没有面包吃；就在大批过剩的葡萄酒被倾倒到臭水沟的时候，却有2500万人没有葡萄酒喝。说到掺杂使假，这已是日常买卖中到处充斥的现象，在巴黎几乎找不到没有掺着甜菜的糖块，更找不到一杯纯牛奶和一杯纯白酒。用投机倒把的办法掠夺群众以牟取暴利也是商人惯用的伎俩。例如，在1812年的时候，他们曾以每袋六十法郎的价格购进各种面粉，而在人为制造恐慌的空气之后，却以一百二十法郎的价格转售出去。傅立叶在揭露商业欺骗手段中“前所未有的最巧妙最无耻的”破产骗局时，详细列举了9类36种形式的所谓“破产”，如殷切的破产、仁慈的破产、富裕的破产、出类拔萃的破产、骗子手的破产、恶棍的破产、令人发笑的破产等，认为它是比拦路抢劫还要可恶得多的抢劫行为。贩卖黑奴是资本主义商业又一令人发指的罪恶。傅立叶也愤怒谴责了现代殖民主义的这一可耻行径。

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商业之所以能如此猖獗，是由于得到资产阶级政府和资产阶级学者的庇护。在文明制度下，警察和司法机关都成了商人的保护人；希望获得声誉的大臣不得不允许每一个小城市都有无限大的商业和不受限制的商业；巡视各地的显赫的高官每到一个城市也总会声明自己是商业的朋友。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了商人的代理人和支持者。学者们也彻底堕落，变成了金钱的奴才。只要商人拿出一张息票或四分之一磅的干酪，他们就会立刻变成商人最忠实的仆人，用最华丽的文字和最动人的赞美来谈论商业。

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批判是傅立叶批判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他之所以把重点放在批判商业上，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生活的时代，劳动和资本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还不十分明显，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商业资本的发展又给人一种似乎商业统治工业资本的假象。其二是他本人长期从事商业活动，阅历丰富，了解资本主义商业的秘密。对于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商业所做的透彻而生动的批判，恩格斯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气息”[98]。

（三）文明制度使自身处于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一切都是恶性循环”，经济危机是文明制度不可避免的现象，这种危机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

傅立叶指出，文明制度虽然创造了大规模生产，但这一制度的经济结构却像是一盘散沙，生产仍是分散经营，从而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者之间的激烈竞争。生产和经营的分散性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农业过分分散，存在着许多小生产者，个体农民占有并经营小块土地。虽然劳动者对生产有兴趣，但人力薄弱，资金缺乏，无力采用先进技术，生产水平低，这些小生产者极易破产。二是存在着私人所有并使用雇工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工农业。虽然生产高度发展，但因私有主一心想发财，钩心斗角，互相竞争，被迫劳动的雇工对劳动没有积极性，因而生产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三是存在着个体的自由职业者，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职业竞争。生产的分散经营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者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混乱、供求失调，这是文明制度无法克服的矛盾。竞争又通过商业造成“经济生活周期地陷入混乱”，这就使得经济危机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傅立叶把生产的分散性和无政府状态看作是构成文明制度的“首要因素”，结果“在文明制度下，一切都成了恶性循环”[99]。

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之后，傅立叶敏锐地注意到这次经济危机的实质乃是“物资过剩”，是“生产过剩引起的危机”[100]。对此，恩格斯称赞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Pléthorique[多血症危机]，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所有这几次危机的实质”[101]。

在分析资本主义竞争时，傅立叶还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与垄断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在文明制度的最后阶段，竞争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导致垄断的出现，他称之为商业封建主义。按他的说法，资本主义的竞争，必然使大企业排斥小企业，个别资本通过组织股份公司而合并为一个资本。资本的不断积聚和集中的结果，最终使商业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傅立叶把这一点看作文明制度第三阶段发展为第四阶段的最重要的标志。他常常把第四阶段叫作商业封建主义或工业封建主义。马克思指出：“傅立叶不朽的功绩在于，他预言了这种现代工业形式，把它称为工业封建主义。”[102]

（四）“文明是欺骗的王国，而道德则是它的工具”

傅立叶对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律、人权、道德进行了猛烈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虚伪和道德的败坏，一针见血地指出：“文明是欺骗的王国，而道德则是它的工具。”

傅立叶指出，享有权利和实现权利——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法国宪法给人民的是“虚无缥缈”的主权，给参议员的是“五万法郎的薪俸”。实际上宪法规定的权利只有少数人能够享有，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他们只享有纳税的义务。国家就是富人和特权者的工具，它依靠少数武装的奴隶约束大多数手无寸铁的奴隶的反抗。政府不过是日益壮大的富商巨贾的玩物。代议制口头上说造福人民，事实上却危害人民。穷人如果成群地要求工作和面包，或者他们敢于要求减轻劳役和体罚，就要挂着自由人的招牌披枷戴锁地为了恩赐的宪法去送死。傅立叶写道：

事实上，凡是不能实现的权利，都是幻想的权利。最好的证明就是宪法上人民有主权的规定。与这种冠冕堂皇的权利相反，一个贫民要是身边没有一个苏，他甚至连一顿饭都吃不上。这说明由对主权的要求到对吃一顿饭的要求，中间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所以，许多写在纸上的权利，都是不现实的，把这些权利赋予那些毫无办法实现的人，那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