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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我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第1页）

附录我和中国史学史研究

1937年12月，我出生在安徽省肥东县巢湖之滨的一个农村里。幼时因家贫未能读书，跟随母亲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和农活。十岁时，在乡村私塾念了几个月书，并学习写大楷、小楷。这几个月的私塾经历对我是很宝贵的，一则是我开始接触书本，再则是我感受到读书是多么重要。不久，我又辍学了。1950年初，家乡实行土地改革，我们家里也分得了土地，成立了互助组。就在这时，我离开家乡到南京求学。

在南京，我寄居在叔父家中。因得到邻居家一个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小孩的热心帮助，经过一个夏天的努力，这年秋天，我插班考入了白下区游府西街小学四年级，从此开始了我的正规的读书生活。三年小学时期，我读了不少小说，其中苏联小说读得最多，于是梦想将来也当一个作家。

一

1953年9月，我考入南京市第一中学，并于1956年7月初中毕业时被保送进入本校高中。这样，我在南京一中度过了六年中学时代。在中学，我依然酷爱文学，希望将来从事文学创作。高中时，教我们文学课（当时，我正赶上语言、文学分科的实验时期，故有文学课）的老师朱希平老先生，讲课很认真，很投入，又吸引人。有一次，他出一道作文题：《孔雀东南飞》读后有感。后来，他在我的作文上写了这样的批语：“分析深刻，语言流畅，可另纸抄写，向报刊投稿。”我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但却从中受到了很大的鼓励，似乎自己将来真的可以去做一个文学创作者了。高中毕业前一年，同学们偏科的现象非常突出，文科课程越来越不受重视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两次在历史课的小测验中得了满分5分，引起了老师的注意。于是，在填报高考志愿书的时候，我写上了历史专业，把新闻专业反倒填到历史专业的后面去了。

1959年9月，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学习。从我们这一届起，历史专业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五年中，除学习必修的基础课，我们还学习了一些选修课程。在基础课中，我偏好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在选修课中，我选了“先秦史”和“《三国志》研读”。这对我后来的教学和治学，都有极大的影响。我偏好中国古代史课程，这同我小学、初中阶段读了一些古典小说，高中时又读了一些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有关。“中国史学史”由白寿彝先生讲授，这是一门新课，白先生又讲得有理论色彩，所以对我很有吸引力。赵光贤先生开设的“先秦史”、何兹全先生开设的“《三国志》研读”两门课，都同中国古代史相关联，我自然不愿意错过学习的机会。在五年的本科学习中，我从许多老师那里得到教益，有些教益可以说是终生受用的；其中，白寿彝先生、赵光贤先生、何兹全先生给予我的教益最多。白先生后来是指导我读研究生的导师，对我的影响最大。赵先生指导我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论春秋时期各族的融合》，在如何搜集和运用文献资料方面，给予我不少指导和帮助。这篇论文是1964年写成的，而在经历了17年之后得以在杂志上发表出来，这是赵先生和我都不曾想到的。当我把载有这篇论文的杂志送给赵先生时，他的高兴和感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3年，我听何先生讲“《三国志》研读”这门课时，随手在书上记下何先生讲的一些论点。这部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一直留在我的身边。1985年，我在治学中偶有所感，凭借当年在书上所记下的那些论点，写了一篇文章《怎样讲授史学名著——记何兹全先生讲〈三国志〉》，发表在《河南大学学报》上。我写此文的本意，是想借着介绍何先生讲《三国志》，说明历史专业学生研读史学名著的重要。后来我得知，史学界有两三位朋友，在读到这篇文章后，也开设了“《三国志》研读”这门课。对此，我自然感到欣慰。3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仍然可以时时得到这几位年事已高的老师的教诲，我想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二

大学本科五年的学习，使我已经不再想着去做一个文学创作者了，而是一心一意准备做一个史学工作者。1963年10月，国家计委下达文件，鼓励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研究生。经过反复考虑，我报考了白寿彝先生为导师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

那时报考研究生要考六门课程，其中有语文一门。而语文中除语文知识外，主要是写出一篇作文。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两个作文题，答题时任选其中之一：一个题目是“科学工作者为什么要重视语言修养”，一个题目是“展望我国的科学（可结合报考的专业论述）”。我们同班和我一齐报考中国史学史专业的一位同学选择了前者，而我选择了后者。我的题目是《展望我国的科学——谈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兴起》。记得当时我所写的内容，大意是说中国史学素来发达，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则相对滞后，1961年以来关于史学史研究对象、任务的讨论，预示着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兴起，这对于我们研究、认识中国史学遗产有重要意义。后来，白先生曾对我说，我的那位同班同学的作文和我的作文，在本考区内都获得了高分，我当然把它看作一个激励。我想，这或许就是我走上中国史学史研究道路的一个思想准备吧。

1964年9月，我开始了攻读研究生的学习阶段。在白先生的指导下，我的第一门课程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在反复研读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我们展开讨论，共同切磋，然后写出小结性的论文。至今回想起来，这一门课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拥有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应有足够的认识，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二是要注意区分精华和糟粕，不能兼收并蓄，更不能全盘否定；三是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当前的历史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说，30多年来，我始终恪守这些原则和信念，它们已成为我的历史观点和治学准则的根据。这个时期，我还就《史记》《汉书》的评价标准问题进行了探索，着重思考了《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认为应当把历史观的比较及评价与编纂学的比较与评价加以区别，既不应混为一谈，也不应相提并论。我把这篇习作送交白先生指正，旋即开始了“**”。这篇文章虽然没有被发表，但我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理论上还是有收获的，因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年后，当白先生把它交还给我时，我看着发黄的稿纸，回忆当年的情景，尤其是经历这么多年它在白先生那里被保存下来，真是感慨万千！

1967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当时称通辽师范学院）工作，一干就是13年。1980年，白先生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翌年，我被调回母校，在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以至于今。

在读研究生期间，特别是1981年到史学研究所以来，在治学方面，我所受到的来自白先生的教诲是多方面的。细想起来，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白先生非常重视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这是他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追求。在这个问题上，白先生给了我极深刻的教育。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我们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时，我们也应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我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很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论上的坚定性和创新精神相结合，是对待理论指导的辩证态度，是理论上有生命力的表现。

第二，重视发现新问题，说明新问题。白先生认为，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对于读书、治学、写文章，他都强调发现、提出、说明新的问题。因此，他从不固守已有的成果和见解，一旦有了新的认识，即以其补充甚至修订过去的认识，他认为这也是发展。不囿于前人的陈见，固然不容易，不囿于自身的陈见，就更不容易了。这种治学态度，总是催促着自己自我更新，不断进步，永无止境。

第三，重视文章表述的平实和精炼。他不赞成烦琐的考证，认为选用最关键的材料才是真正的功夫所在；他也不赞成猎奇和对于孤证的夸张，认为一般说来，还是要靠基本材料来说明问题。他主张力戒浮词，同时也不赞成刻板，提倡准确、凝练、明白的文风。

此外，还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即史学工作同社会的关系。白先生始终恪守这样一个信念：史学工作者应当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史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也是史学工作者自觉地参与当前的历史运动的重要途径。

总之，不论是治学还是做人，我从寿彝先生那里所得到的教益是深刻的、难忘的。虽然我自己做得很不够，但我始终非常珍惜这些教益。

三

我真正着手研究中国史学史，始于1977年，至今已近30个年头了。回顾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史学史这个领域中所做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认识过程和发展阶段。

（一）从研究断代史学入手，以取得一个研究上的立足点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内容非常丰富的专史，需要接触许多原始文献，而一个人的能力、精力都是有限的。为了避免浅尝辄止、游离无根的弊端，我经过大约一年时间的思考和准备，下决心把研究唐代史学作为我的研究工作的出发点。我做出这种选择，一是我对唐代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二是唐代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转折，如设馆修史、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的出现、典制体通史的问世、各种体裁通史著作的复兴和创造、历史笔记的崛起，等等；三是以往关于唐代史学的研究成果甚少，大多都还是有待填补的空白。当然，因以往的研究成果少，可资参考者不多，自然给研究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但这种困难比起那种希望能够去进行开拓的**，就是第二位的了。因此，当时我是抱着“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决心，开始对唐代史学进行研究的。大致经过十年的积累，我在1989年出版了《唐代史学论稿》一书，也给了我两点收获。第一，对于唐代史家群体的思想、活动、成果，对于唐代许多历史著作、史学评论的产生、内容、观点，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和全面的认识，初步把握了其中发展的脉络及其得失，以及它在承上启下中的作用。第二，对于唐代历史发展同唐代史学发展的相互关系形成了比较具体的、深刻的认识，如唐代的政治统一局面、唐代的门阀制度、唐代中后期的藩镇割据等如何影响到唐代史学的发展；又如唐初八史的修撰、关于“封建”的讨论对于在思想观念上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积极作用，《贞观政要》《通典》等政治史、制度史的问世对于当时政治生活的积极影响，民族史和域外记载的增多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加深了人们对国家和世界的认识，而谱系之学的发展则延续着人们的门阀意识、影响着当时的社会风气，等等。我认为，有了这两个方面的收获，才谈得上对唐代史学有了初步的认识，才算得上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里有了一个立足点，当然也是继续前进的出发点。

我在唐代史学研究方面的另一个成果，是于1996年出版了《杜佑评传》一书。杜佑宦海生涯60年，以36年时间撰写成第一部典制体通史——《通典》。这发生在安史之乱之后，绝不是偶然的。杜佑及其《通典》之所以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一是杜佑的明确的经世致用思想，即“所撰《通典》，实采群言，徵诸人事，将施有政”，这在中国史学上是第一次；二是《通典》分九门，而以《食货》为之首，以及九门的逻辑结构，反映出他对国家政权职能的合理认识；三是杜佑的朴素进化观点的多方面表现，具有较高的历史理论价值。此书的撰写和出版，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唐代史学和史学名著的认识。

（二）着意于“通”的追求，以便对中国史学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这是向着研究工作的深度、广度发展的前提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而对于专史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某一个断代的认识上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不“通”，便不能纵观全局，看清脉络，揭示规律，从根本的意义上认识中国史学史；不“通”，便不能对局部做出准确的认识和恰当的评价，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甚至“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误区，此乃学术研究之大忌；不“通”，就难以深入到理论层次，而缺乏理论上的综合便会影响到学科建设的发展；不“通”，也不符合中国史学之“会通”的传统。基于这些认识，我是有几分自觉而着意于“通”的追求和努力。不论我事实上达到何种程度，我以为这种追求和努力是正确的。

在“通”的追求和努力方面，是很艰难的，我时时感到力不从心。一是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一生当中读不了多少，这里就有选择上的难度；二是自己功力不足，对不少历史著作理解不深，难以揭示其要义。尽管如此，只要方向对头，就应坚持去做。因此，我逐步地把自己的视野拓展到唐代史学以外，并逐步地拓展到古代以外，涉及近现代。1992年，我出版了《中国史学散论》。这是一本论集，其时限上起先秦，下迄当代；其内容则有史学史方面的专论，也有从宏观上对一些理论问题的阐述。这本书的出版使我在两个方面增强了信心：一是对有些理论的阐述（如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等）受到史学界不少朋友的关注，二是“通”的追求和努力确在不断提高我对中国史学史的认识。在这种心情驱动下的攀登，虽然很艰苦，但总是很有兴味的。1994年，十卷本的《中华文明史》出版，其中起于先秦、迄于清末的史学史各章，是我在“通”的追求方面的又一成果。在这一撰述过程中，我力图把史学同时代的关系和史学自身发展的特点结合起来，既反映出史学史发展的总的脉络，又显示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独特面貌。例如，我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中，概括出“史学的多途发展”，从明代社会特点和史学特点中概括出“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等认识。这似乎多少有一点自得之学的意境，但总的说来，如前所述，在我做此种努力的过程中，甚感自己功力不足。我时时在想，对于中国史学史的“通”的追求，应当是终生努力的目标。学无止境，这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