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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我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第2页）

（三）向理论方面提高，探索学科建设的重大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史籍、多样的体裁、生动优美的表述，为世所公认。但是，它有没有理论呢？这个问题长期困惑着人们。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次全国性的史学讨论会上，不少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以描述见长，没有理论。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提出了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说（此说发表后，《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文汇报》《新华文摘》等七家报刊予以转载），但却拿不出充分的、有力的根据来证明中国古代史学也有自己的理论；因此，我只能承认还有待于研究。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要十分关注理论问题。1992年，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首次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表较系统的认识。这篇论文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思路是：在文字被创造出来以前，人们就有了历史意识；有了文字以后，人们的这种历史意识便通过历史记载、历史撰述保存下来。这一点，过去人们都讲到了。当着历史记载、历史撰述有了一定的积累，人们便开始了对它们和它们的作者进行评论，于是便形成了史学意识；这种史学意识的发展，启发着人们对史学工作改进、发展的要求，这就是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史学意识、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启发着史学批评的展开；而史学批评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问题的积累与深化，便促进了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概括说来，就是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历史意识—史学意识—史学批评—史学理论。当然，这个演变过程不能脱离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这是毋庸置疑的。回想起来，这篇论文大致反映了我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认识。当然，这个认识只是粗线条的，它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并取得具体的表现形式。1994年，我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可以被看作这种深化的一个阶段，这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之一。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是一本带有开创性质的书，以前还没有类似的著作。本书涉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些主要范畴，如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直书、曲笔、史法、史意等，也涉及史学批评的标准、原则、方法，还涉及史学批评的主体把握和社会效果，以及史学批评对史学理论的发展以至于史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等问题。

我之所以确定要写古代史学批评方面的问题，在认识上是有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中国古代史学评论著作（如《史通》《文史通义》）素有盛名，多为人们所称引，因而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古代史家和学人关于史学评论方面的论著或言论，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其真知灼见、发展历程，并不是这两部名著所能代替的。古代的历史撰述、史学论著、文集、笔记中，多有史学评论的闪光思想。这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只因我们注意不够，或是缺乏自觉的系统发掘、整理、阐释，故这一宝藏尚未充分显露出它的光华。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去发掘的。

第二，我在研读古代历史撰述、史学论著过程中，获得一个不断明确起来的认识，即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除了历史的、社会的推动之外，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作为史学自身的反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古代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

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历史学界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要求我们进一步从理论上去认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撷其成果，为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理论提供借鉴，这是史学理论建设上的继承与创新所不可缺少的。这些年来，我逐渐领悟到、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是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极而言之，不能脱离研究史学批评问题而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

这本书出版后，在史学界有较大的反响，几家报刊发表了评论，认为它开拓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领域，提出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一种新的模式，对促进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当代史学批评理论的建设，有比较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在向着理论方面提高的思考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时时都会碰到的，即史学究竟有什么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史学著作的大量引进，人们可以读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种种解释，同时也产生了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种种误解（有些误解至今仍然存在）。例如，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是“资治”史学、“劝诫”史学，因而在今天没有什么值得人们重视的地方。中国古代史学确有资治、劝诫的功能，但它的功能绝不止于此，它在今天也还有现实的价值。1991年，我发表了《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一文，从进取精神、凝聚意识、历史智慧三个方面，论述了传统史学中的优秀部分在当代的现实意义，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1994年，我出版了《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一书，这是专门论述史学社会功用的著作；这样的著作似乎也不多见。这本书依据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试图通过深入浅出的叙述和阐释，来说明史学在人们思想历程的发展上所占有的位置，说明史学同社会、文化、人生的关系，从而说明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现实、人生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对于促进社会进步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本书首先论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深刻历史意识的伟大的民族，以及人们历史意识的发展同人们社会实践的关系，然后依次论述了史学与认识历史、史学与社会进步、史学与文化发展、史学与人生修养、史学与历史教育等问题。本书在理论上的特点是：强调人们的历史活动是人们的历史意识产生的前提，而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则是史学之社会作用得以发挥出来的前提。人们重视历史，则不能不重视史学，其理固无疑义。

这本书在推进人们对历史科学与现实历史运动之关系的认识方面，提供了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较有系统的说明，从而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历史科学与社会实践之密切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进而对史学的社会功能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四）史学史与史学之理论的结合，史学史研究与现实历史运动的结合

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史学史研究过程中，对这两个结合是逐步认识到、逐步明确起来的。我认为，只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结合的重要性，才可能做长期的努力，才可能有些许的积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最终应以此为归宿。

1998年4月，我的一本论集《史学与史学评论》出版。此书以其朴素的、平常的方式，表明了我对现实的历史运动的关注，其中也包括对当前史学发展的关注。在这里，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更能反映我的旨趣和追求。学术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不应当限于个人的范围，它是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基于这一认识，我把探索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本质同对当前史学工作发表评论性意见，看得同样重要，并孜孜不倦地去从事这些工作。当我展读此书之时，我的确有一种自我庆幸（不是自我陶醉）之感：我所从事的研究没有脱离社会，没有脱离他人，而是同社会联系在一起，同他人联系在一起。

我的另一本书《史学志》（《中华文化通志》之一，1998年10月出版），是以中国传统志书的形式来反映中国史学的历史、理论之诸多方面成就的尝试，其核心部分则是“史”的演进与“论”的展开相结合。本书包含的内容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史官制度和修史机构、史书的内容和形式、历史文献整理和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观念、史学理论、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优良的史学传统。全书有史有论，论史结合。其中，“历史观念”及其以下各部分，在理论上的创获显得更为突出一些。概括说来，本书是一部旨在反映中国史学之面貌、成就与特点的著作。全书首叙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概述其产生与成“家”、发展与转折、繁荣与嬗变、近代化趋势与科学化道路之总的脉络，上起先秦，下迄20世纪40年代。其后各部分内容是本书主体，即对中国史学之若干重要领域做历史的与逻辑的论述：从史官、史家而及于修史机构，从史学成果的内容与形式而及于历史文献的利用与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而及于历史观念的发展、史学理论的形成，最后以论述中国史学发展规律与优良传统为殿。本书在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及其阶段性特征方面，在关于历史观念与史学理论的发掘、清理和阐释方面，在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与优良传统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见解，更多地反映出了许多年来我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的思考、积累所得。

综合以上所说，我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从断代史学入手，着意于“通”的追求，努力向理论方面提高，致力于史与论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中，有的问题是起初就有了自觉的认识的，有的问题则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自觉的认识的，而对有的问题或许至今尚无自觉的认识，还须继续努力才能达到自觉的境地。

四

中国史学史研究同任何其他学术研究一样，不能不讲究研究方法。然而，说到研究方法，我觉得很惭愧，一是不懂得新颖的方法，二是不精于传统的方法，只是恪守以勤补拙、自强不息的信念罢了。

当然，这些年来的研究，也有一些做法和感受。

第一，对中国史学的认识，一定要建立在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的基础之上。首先，一定的时代产生一定的史学，对时代特点认识不清，便不可能准确地阐说这个时代的史学特点。其次，任何关于史学的评价，归根到底都是以历史评价为前提。因此，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有所创获，就应当在认识中国历史上多用些工夫。我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八九个年头中，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我曾以此向白寿彝先生“诉苦”，说是耽误了许多宝贵时间。白先生却认为，不仅没有耽误时间，而且对研究中国史学史大有益处。事后，我才逐渐领悟到这话的含义和分量。因此，这些年来，我虽然不再讲授中国古代史的课程，但却仍然十分关注中国古代史领域研究的新进展，以便使自己随时补充新知，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与之相适应。

第二，以研究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史学为立足点，进而向纵向或横向深入发展，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路径之一。首先，中国史籍浩繁，任何个人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展开全面的研究，势必要有一个立足点，然后向外拓展。其次，对于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史学做深入的研究，大致可以获得对史学之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以此为出发点，可收举一反三之功。我以为，以研究一两部史学名著作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出发点，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很难全面反映时代与史学相互间的种种关系，从而局限了研究者的视野和思路，进而局限了研究者的发展前景。

第三，对于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史学的研究，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先做编年。做编年有两个好处：一是了解大势，二是发现问题。我在研究唐代史学之初，先读了有关的八九十种文献，数易其稿，做了十几万字的唐代史学编年，于是大致了解了唐代史学发展的脉络，同时发现了二三十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其收获之大，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应当承认，这个方法很笨，但却扎扎实实。南开大学杨翼骧教授编有《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现已出版第一册、第二册，足资参考：可以选择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时段，参阅原始文献，重做一次，当大有裨益。

第四，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它同任何专史一样，贵在通识。因此，对于任何时期之史学的研究，对于任何史家、史著的研究，一是要根据那个时期的历史条件去评价，二是要置于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之中去评价，这样才可能避免或减少片面与夸大，不至于在评价中否定前人、无视后人，产生这样那样的偏颇。中国史籍的浩繁，以致任何人都难以达到真正的“通识”。因此，“通识”只能是相对的，但“通识”的意识和要求，却不可完全没有。踏上走向“通识”的道路，没有捷径，多读书、多思考是唯一可靠而有效的方法。

最后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世界各国所仅有。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有些已经落后了，有些没有继承的必要了，但优秀的遗产仍然十分丰富，在当代仍然有活泼泼的生命力和现实的价值。因此，当我们还没有认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要轻易地发表议论，尤其不要轻易地去否定古代史学，因为那样做不仅显示出自身的浅薄，而且无益于一般社会公众。中国史学是中国历史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神圣的；尽管它有缺点、有局限，但这并不能改变它的神圣性。

作为近代学科史之一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是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提出来的，三四十年代是其草创时期比较活跃的阶段，50年代相对沉寂，60年代初是草创时期又一个比较活跃的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学科史的中国史学史进入了它的建设时期。这个建设时期还将继续下去，不论是历史的研究，还是理论的研究，都还有许多课题亟待进行，前面的路还很长。

我的研究，只是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增添一砖一瓦而已。中国史学史学科大厦，要靠师友、同仁共同努力，甚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建设起来。

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将致力于两个方面的研究：一个方面是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再一个方面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成就。我认为，这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研究课题，希望有更多的同仁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