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摸了摸她的头:“因为你让他们看见了意义。”
回京途中,他接到母亲电话:“你爸那本手抄本,我翻出来了,夹在箱底好多年。”
“哪一本?”
“就是他年轻时抄的《陶渊明集》,页边全是批注。他说过,最喜欢‘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句。”
当晚,他赶回老家,接过那本泛黄的小册子。纸页脆弱,字迹却清晰如昨。他在“归去来兮辞”一页停住,父亲的批注写着:“非不愿仕,实不忍忘本也。”
他把这段话拍下来,发给了教材编写组:“加进‘家园与选择’那一章吧。让孩子们知道,回归,也是一种勇气。”
六月,教育部组织“家园记忆课程”全国师资培训。张辰担任主讲,第一课的主题是:“如何教孩子记住一个地方?”
台下坐着三百多名教师,来自城市与乡村,年纪从二十多岁到六十开外。他没有放PPT,而是带来一只旧铁盒??里面装着几样东西:一片槐树叶、一块井沿石屑、一撮灶灰、还有一小瓶米糕碎屑。
“这些都是从西安那座复建老宅里取的。”他说,“它们不是文物,是生活的证据。我们要教的,不是死的知识,是活的感受。”
他请每位老师写下自己童年最深刻的一个家居场景。收集上来后,他随机念了几段:
“夏天午睡,奶奶摇着蒲扇,蚊香盘绕着青烟。”
“冬天烧炕,我和弟弟抢最热的那个角。”
“过年蒸馒头,揭开锅盖那一刻,白雾扑脸,像进了仙境。”
教室里渐渐安静,有人低头抹泪。
“你们看,”他说,“中国人对‘家’的记忆,从来不在宏大叙事里,而在这些细微处。我们的课程,就是要帮孩子们把这些碎片捡起来,拼成他们自己的根。”
培训结束时,一位藏族女教师走上台,递给他一条哈达,还有一张照片:她家乡的碉楼,背后是雪山。“我们那儿也在拆老房。”她说,“但我现在知道该怎么教了。”
秋天到来时,《长安日记》小说版销量突破百万册。出版社策划了一场“读者回信”活动,邀请读者分享读后感悟。张辰坚持要亲自阅读每一封来信。
其中一封信让他久久不能平静。寄信人是一名服刑人员,在西北某监狱服刑二十年。他在信纸上画了一座房子,标注着每个房间的功能:“东屋是我妈纺线的地方,西屋摆着爷爷的药柜,堂屋中间那张八仙桌,逢年过节都坐满亲戚……”
末尾写道:“我犯了错,可我没忘家。看完您的书,我开始给狱友讲我家的故事。有人说,听着听着,就想哭了。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回去,哪怕只是站在门口看看。”
张辰回信:“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因为你还记得。”
他将这封信的内容匿名化处理后,编入教材案例库,并附言:“记忆即救赎。”
与此同时,社会对“传统生活”的认知正在发生微妙转变。曾经被视为“落后”“不便”的生活方式,开始被重新审视。北京一家高端商场甚至开设“慢生活体验区”:顾客可以亲手磨豆浆、织粗布、用土灶做饭。主办方说:“我们不是复古,是补课??补上被现代化跳过的一课。”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年轻父母开始尝试“去电子化周末”:全家关掉手机,一起做饭、讲故事、玩传统游戏。有位妈妈在社交平台发文:“昨天我们打了两个小时扑克,孩子说这是他最快乐的一天。我才意识到,陪伴,原来不需要Wi-Fi。”
张辰看到这条动态时,正坐在飞往山西的飞机上。此行是为了考察窑洞保护现状。航拍画面中,黄土高原沟壑纵横,那些嵌在山体中的窑洞,像大地睁开的一双双眼睛。
当地干部介绍,过去十年已有七成窑洞废弃,年轻人纷纷进城。但最近半年,情况出现逆转:受《长安日记》影响,陆续有艺术家、作家、返乡创业者前来修缮老窑,打造文化空间。最典型的一处,原是红军驻扎过的旧址,现被改造成“黄土书院”,定期举办诗歌朗诵、民谣演出、农耕体验。
他走进其中一间窑洞,温度比外面低十度,冬暖夏凉。墙上挂着一幅字:“土中有道,静里藏春。”
主人是个三十岁的青年,曾是深圳程序员。“我爸妈以为我疯了。”他笑,“但他们不知道,我终于找到了心安的地方。”
张辰在他家住了两晚。夜里围炉喝茶,听他讲为何选择留下。
“不是逃避城市,”他说,“是寻找另一种可能??人能不能既现代,又不丢失根本?”
这句话,后来成了张辰在全国政协文化座谈会上发言的标题。
那场会议规格极高,汇聚了文艺界、学术界、政界代表。有人提议加大传统文化产业投入,有人呼吁限制短视频对青少年的影响。轮到他发言时,他没有谈政策,而是讲了一个故事:
“去年冬天,我去陕北一个小村,遇见一个放羊的老汉。他不认识我,也不知道《长安日记》。但他跟我说:‘你看这山,千百年都没变。我们住的窑,吃的米,唱的曲儿,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变不了,也不想变。’
我问他:‘那你希望孙子将来也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