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场景在全国多地上演。在甘肃敦煌,一位守窟三十年的文保员将“火种”藏进壁画修复工具箱,巡山时顺道为牧民播放抗战老兵访谈;在广东东莞,一群外来务工者自发组建“夜校放映队”,每晚十点在工厂宿舍楼顶投影一段普通人的生命史;甚至有位快递员改装了自己的三轮车,加装便携电池与折叠幕布,取名叫“移动记忆站”,穿梭于城中村之间。
与此同时,审查力度也在加剧。
四月中旬,公安部通报破获“某境外势力资助的历史虚无主义传播案”,虽未点名,但多家合作高校研究机构被约谈,数名志愿者家属遭问询。两名在江西传递“火种”的大学生被当地派出所带走,设备没收,所幸未被定罪,仅以“扰乱公共秩序”警告释放。
压力如山。
某个深夜,小陆独自坐在旅馆房间,反复观看一段未曾发布的影像:2003年非典期间,北京某医院清洁工老陈的自述。他每天背着消毒液清理隔离病房,工资只有正式工一半,疫情结束后却被辞退,理由是“临时工不享受补偿”。他说:“我没怨过国家,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连一张纪念证书都没有?我们也是冲在前面的人啊。”
泪水模糊了视线。
他忽然想起龙国栋。那个五十年不说一句话的老人,最终用篝火与投影幕布完成了自己的表达。而现在,他们正在做的,或许正是把那一束微弱的光,变成燎原之势。
第二天清晨,他写下一封公开信,通过匿名节点发布至暗网论坛与海外镜像站点:
>致所有正在倾听的人:
>
>我们不是英雄,也不追求荣耀。我们只是不愿再看着亲人闭嘴,不愿再听着历史被简化成一句口号。
>
>如果你手中有故事,请录下来,交给值得信任的人。
>如果你收到了“火种”,请打开它,看完,再传给下一个。
>不必高呼,不必抗争,只需记住:你说出的名字,不会消失。
>
>这场战争不需要领袖,只需要千万个普通人,在某个夜晚,点亮一块幕布,说一句:“这事,我记得。”
>
>??一个守夜人
信件如同投入湖心的石子,涟漪迅速扩散。
一个月内,全国各地涌现出数十个匿名制作的“衍生火种”:有人用旧DVD机改装播放器,有人将内容烧录成VCD免费发放,更有程序员开发出无需安装即可运行的U盘版“记忆库”,命名为“萤火虫”。一些城市出现神秘涂鸦,图案是一只眼睛与一句标语:“我们记得”。
而最令人震动的,是一段突然流传开来的视频。
画面拍摄于河北某县城广场,夜间。一名中年男子站在喷泉旁,手持“火种”连接投影仪,正在播放抚顺周玉芬讲述下岗经历的片段。围观人群起初寥寥,随后越聚越多。当听到“一万两千块买断三十四年工龄”时,人群中爆发出一声怒吼:“我爸也是这么被踢出来的!”
接着,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一位穿西装的年轻人冲上前,抢过投影仪,所有人以为他会砸毁设备。但他只是调整角度,将画面投向对面政府大楼的墙面,大声喊道:“让更多人看见!”
视频最后定格在整面墙体的巨大影像上,数百群众仰头凝视,如同朝圣。
这段footage被命名为《墙上的光》,七十二小时内转发超百万次,即便遭遇全面屏蔽,仍有无数人手抄台词、重配音轨、绘制漫画进行二次传播。
小陆看到视频时,正坐在前往内蒙古的绿皮火车上。窗外草原辽阔,夕阳熔金。他把手机递给对面一位蒙古族老牧民,请他帮忙保存一份“火种”副本。老人不懂汉语,但听完了全程翻译后,郑重地将其放入随身携带的佛龛之中。
“我会放在经书旁边。”他说,“神听得见的话,人也应该听见。”
那一刻,小陆终于明白:这场运动早已不属于他们几个人。它属于每一个曾被忽略的灵魂,属于每一次颤抖却坚持的开口,属于那些宁愿冒着风险也要说“我不忘”的平凡人。
六月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星火协议”列入“全球濒危记忆保护名录”,授予紧急保护地位。国际压力暂缓了国内追查节奏,部分被关停的节点得以重建。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学者、艺术家、媒体人开始公开声援,称其为“本世纪最具人文价值的民间档案行动”。
而在贵州山村,龙国栋迎来了八十大寿。
村民们自发集资搭起戏台,放起了团队寄回的纪录片合集。当画面中出现他自己站在祠堂前点燃篝火的身影时,全场掌声雷动。孩子们围着他跳舞,老人罕见地笑了,眼角皱纹如田垄般舒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