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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字社会的评估与治理（第3页）

3。加强数字隐私和安全系统建设

数字技术的迅速普及伴随着数字技术规模和范围的变化安全和隐私风险，并可能对社会和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这些事态发展强调需要在政策和做法上建立和维持信任。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在管理数字安全方面面临着明显的挑战和隐私风险。数字安全事件可能导致消费者信任丧失，声誉受损或损害收入下降，对中小企业而言可能比对大公司更具破坏性，因为他们更脆弱，且更难以承担数字隐私和数字安全的成本。数字隐私和安全体系建设是否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要的数字社会公共产品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4。减少企业层面的数字社会准入障碍

数字社会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盘活了原有只属于公共领域的重要资产。例如原来政府持有的各类数据主要用于社会管理，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利益。但数字社会时代，数字本身资产化，使得企业有了更广泛的市场接入点。而原有政府的一些财政负担反而变成了数字时代企业重要的争夺“宝藏”。但公共数据由于涉及国家安全，也存在诸多限制。建议借鉴美国的公共数字资源体系建设，让企业广泛参与进来，特别鼓励中小企业在公共数字领域的企业创新活力，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面向未来的积极、良性互动是重要的落地方式。

5。要反思数字技能人才的培养模式

我国过去二十多年数字化快速发展与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体系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大学扩招推动的在技术人才方面的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虽然中国劳动人口总量在2013年前后见顶回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但工程师红利的效果逐渐显现。目前全国高校每年毕业的理工科研究生总数已上升至25万人，占总研究生毕业生人数比重稳定在45%左右，而招生人数更是上升至30万人。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正不断为业界持续输送技术人才。

持续的高投入、高回报正不断形成正向反馈。数字化相关行业不仅持续产生大量就业需求，也成为近几年来最受高校毕业生青睐的热门行业。根据智联招聘《2016年秋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求职需求最多的十大行业中，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占据三席，其中互联网超过金融、地产，位居第一。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未来的数字社会对人才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因此，确保每个人都拥有与时俱进的数字化技能是数字社会发展创新转化，高生产力和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前提。但是，随着技术迭代和普及加速，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仅凭专业技能推动创新的难度在与日俱增。面向未来的数字社会发展，新的数字化人才除了专业技术技能，还需要一些其他重要的软技能，如创业精神、组织知识、领导力和系统设计能力等。此外，在思维模式上，社会个体对新体验的开放性、适应性、韧性、沟通和团队合作，以及学习新技能的能力等这些也会直接影响人才的创造价值。这其中的原理很简单，纯技术的东西越是被人工智能代替，那么机器目前还难以替代的能力——人所特有的各种能力就会被衬托到特别重要的位置。

6。提高经济升级、淘汰落后产能负面效应的社会承受和稳定能力

数字时代，随着技术发展的不断加速，例如半导体领域的摩尔定律的支配下，大部分产能惨遭淘汰。然而这会引发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是，总体社会资源恒定的现实情况下，如果落后产能无法转化为增长力，那么企业在占用社会资源的同时，也会挤占其他更为先进企业发展的空间。有些类似的企业由于害怕被淘汰，害怕政府中断支持而不顾自身情况，逆向而行，反而开展逆向扩张行为，以期通过增加制造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绑架政府的支持。

因此供给侧改革有着重要的战略前瞻意义。供给侧改革从降成本、去产能到去库存均收获了预期的效果。从目前的政策走向看，接下来的供给侧改革的重心是去杠杆和补短板。其中补短板旨在提高供给效率，从而增加经济增长潜力。而无论是资本层面的发展资本市场，还是技术层面的鼓励创新，这对数字经济的提速、数字社会的全面发展等都具有鲜明的导向性。

回顾历史，我们从农业时代迈入工业时代，与之相应的是，核心生产要素从土地和劳动力转为资本和能源，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的农业转为资本密集型的工业。现如今，全球数字时代已经到来，未来知识密集型的信息产业将成为主导产业，依托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发展，数字中国的全面腾飞已经开始。

六、结语

1。数字社会的“获得感”与数字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将信息化贯穿现代化进程始终；在推动产业全面升级、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全球瞩目的进展；不仅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发展转变，更是为当前全球性经济形势低迷、逆全球化势力涌动的态势带来了全新的动能和希望。

数字经济的腾飞非一日之功。早在多年前，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极富前瞻性地提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战略构想。在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还没有意识到数字力量之前，开始了数字动能的战略试点。十八年来，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与深化机构改革，数字中国开始在各个领域展现、引领并逐步重构了社会的基础单元。持续扎实的战略执行力和领导力，逐步将数字中国的宏伟规划变成了现实，展现出了面向未来的强劲动力。以数字经济为例，截至2017年，我国网民已达7。72亿。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3%，占GDP的比重达到32。9%。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数字经济体。

数字经济为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4月20日至21日的网信工作会上强调，“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国的《“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围绕建设数字中国，明确了17项发展指标，部署了10项重大任务、16项重点工程。截至2017年年底，其中国内信息技术发明专利授权数、光纤用户占宽带用户的比率、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贫困村宽带网络覆盖率等四项指标已经提前完成。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为大数据的高速交互提供了平台，极大地促进了民生保障和群众生活的改善，群众的“获得感”大大增加。特别是在“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方面，近年来，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老百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福利。这为我国数字经济的下一步飞跃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和群众基础。根据IDC预测，2018年中国广义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市场规模将超过7200亿美元，年增长率为7。1%。此外，到2021年，至少50%的全球GDP将会是数字化的，中国数字经济比重将达55%。

中国的数字经济转型为各国打开了新希望之门。一方面，我国的数字经济腾飞为“一带一路”国家带去了全新的发展动能。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存在较大的“数字鸿沟”。受制于自身基础条件，其中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只能眼睁睁看着全球数字化进程越来越快，处于“干着急”的被动状态。随着我国数字产能的急剧提升，数字“一带一路”的继续推进，为这些国家送去了进入数字时代的“入场券”。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转型托起了“金砖国家”新的双赢新模式。例如在B2B、B2C方面的国际贸易，形成了全球共同经济增长新亮点。中国的数字经济模式在俄、印、巴西都已经产生了示范性的影响作用，为带动金砖国家的数字经济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数字社会政策落地，需要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

2014年“大数据”、2017年“数字经济”、2018年“数字中国”先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充分展现了我国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社会治理，在新的科技革命和社会革命中从跟跑转向并跑和领跑的重大突破。新时期如何为数字中国建设加油助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数字中国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意味着既要从历史中找答案，也要从现实中去探索。结合党的十九大以来的相关会议精神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为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建设数字中国，我们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引起重视。

一是要推进数字供给侧改革，引领数字品质革命。我国目前已开始着手从大数据资源建设向打造高品质数据产品的数字供给侧改革。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实施大数据行动、加强新人工智能研发，推动医疗、养老等涉及民生的多领域“互联网+”，积极推动数字供给侧改革，全面促进数字产品品质革命。同时，《报告》还提出要提高数字公共产品的服务，进一步推进城乡宽带覆盖和速度建设，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让群众和企业切实受益。人的数字化使得数字资源成为了国家之间竞夺的新核心战略资源，我国当前已经处在了世界数字领跑者的位置。

二是要化解数字中国治理的系统风险、社会公平问题和政府利益冲突。首先要防范治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系统风险，包括法律法规与技术高速发展不协调、网络空间行为管理不规范，数字化政府系统运行稳定性等问题。避免数字中国时代黑天鹅事件引发大面积政府功能的瘫痪。其次是数字中国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公平问题，包括维护数字平等权、完善数字福利机制、保证算法与程序正义等。同时要处理好数字中国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利益冲突，如应对数字化对政府原有权力体系的冲击、建立新的争议矛盾解决机制，打破部门利益推动公共数字系统的整合等。

三是要注重均衡，促进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发展。2011年工业部发布了《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对数字中国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布局；2014年至2016年着力于大数据体系建设；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同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其中“数字中国”被首次写入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据腾讯表示，微信全球月活跃用户数已突破十亿。全球十大互联网企业里，中国企业已经占到4个。以“互联网+”为手段，数字经济得到不断繁荣发展。立足均衡发展战略，我国向着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的目标不断推进。

四是持续稳定的政府领导力是数字中国发展的关键。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公共部门先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治理现代化改革。分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马克斯·韦伯科层制改革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两次公共部门改革都是由当时的社会危机和政府危机引发的。前者与工业革命相关，后者由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的财政危机促进。综观这两次改革，只有在面对社会危机时能保持稳定持续领导力，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政府，才真正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走向了富强。

亚里士多德说过：“最稳定的政体既不是民主政体，也不是寡头政体和君主政体，而是这三种政体（优点）的结合。”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没有万灵药，不断自我革命是持续稳定政府领导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政府领导力的推动下，通过政府组织的不断自我革命确保政府自身能满足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需要，从而避免了社会革命的暴力化，推动社会的和平稳步发展。“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蕴含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彰显了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深谋远虑。

[1]国家网信办，IC发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8年1月31日，。2018-0131c_1122346138。htm。

[2]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发展史（大事记），2013年6月27日，。isihfinfo。php？cid=218。

[3]《运营简史：一文读懂互联网运营的20年发展与演变》，虎嗅网，2016年12月26日，https:。huxiu。artil。

[4]国家网信办：《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年5月26日，。2014-0526c_126548718。htm。

[5]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8年）。

[6]国家信息中心：《2017全球、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7年12月26日，。siews5668728。htm。

[7]国家信息中心：《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6》，2016年5月17日，。siews5666354。htm。

[8]国家信息中心：《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7》，2017年12月26日，。siews5668728。htm。

[9]国家信息中心：《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7》，2017年12月26日，。siews5668728。htm。

[10]鲁春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白皮书（2018年）》解读，通讯世界网，。icle？id=430288。

[11]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白皮书（2018年）》。

[12]岳玮宁、董士海、王悦等：《普适计算的人机交互框架研究》，载《计算机学报》，2004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