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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浪漫主义的反作用浪潮（第1页）

第五章浪漫主义的反作用浪潮

我在上一章中曾描述了18世纪从前人那继承下来的狭隘而又富有效率的科学概念体系对于当时所产生的影响。这一体系是与创立奥古斯丁（Augustinian）神学非常相似的思想的产物。新教的加尔文主义（ism）和天主教的詹森主义（Jansenism）都展现了人在不可抗拒的圣宠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当前的科学体系也展示了人在不可抗拒的自然机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神性的机械论和物质的机械论是范围局限的形而上学和逻辑清晰的智力产生的怪异问题。17世纪也有天才，也将混沌的思想清理了一番。18世纪继续以无情而高效的方式进行清理工作。科学体系比理论体系持续时间更为长久。人类很快就对不可抗拒的圣恩失去了兴趣，转而欣赏起效用高的工程学，工程学就源自于科学。在18世纪的前二十五年，乔治·贝克莱对系统的整个基础提出了他的哲学的批判，但他没能搅动思想的主流。在上一章中，我发展了与他平行的理论，这个理论最后引导出一个思想体系，即把自然建构在机体的概念之上，而不是物质的概念上。在本章中，首先我打算了解文化界人士是如何看待机制论和机体论对立的。只有在文学中，人性的具体外貌才能表现出来。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发现一代人内心的想法，就必须去阅读文学著作，尤其是诗歌和歌剧等更为具体的形式。

我们很快发现，西方人展现出许许多多的一些特性，而这些特性常被认为是中国人的独有特质。常常使人惊讶的是，中国人信仰两个宗教：一会儿相信儒教，一会儿又相信佛教。是否这是真的我并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如果是真的，这两种看法是否真的不相容。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类似的情况在西方也出现过，并且涉及的两种看法确实不相容。建立在机制论基础上的科学唯物论与一种坚定的信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信念认为，世上的人和高等动物是由自主的机体所构成的。

近代思想的基础中存在着这种根本的不相容，正好解释了我们文明中的半心半意和动**不安。如果说这种不相容分裂了思想还言过其实，但是由于背后潜在的不相容，确实使思想衰弱了。总之，中世纪的人曾经追求的卓越境界计划已经几乎被我们完全遗忘了。他们秉持了一个理念，即要达到理解上的和谐。我们却满足于各种武断的出发点所形成的表面秩序。比如，欧洲人民的个人主义力量所创造的事业预先假定了自然界的运用导向一群目的因。但是他们发展中所运用的科学是建立在一种主张自然因果至上的哲学之上，这种哲学也将自然原因与终极目的区分开来。详细论述这其中涉及的绝对冲突并不受欢迎，然而，不管如何用辞藻掩饰，这仍然是个事实。当然，在18世纪佩利（Paley）的著名说法中我们发现，机械论假定了自然的创造者上帝的存在。但是甚至在佩利提出这一说法的最终版本之前，休谟就写下辩驳：你将找到的上帝将只是机械论创造者的上帝。换而言之，机械论至多假设了一个机械工的存在，而这不是一般的机械工，是机械论的机械工。脱离这种机械论的唯一办法就是证明它不是机械论。

当我们撇开护教神学转而谈论一般文学时，就会发现，正如我们所预料到的，科学观点普遍受到忽视。就文学的质量而言，科学可能永远不会被提到。直到最近，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沉浸在古典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对于他们的大多数而言，哲学和科学都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的思想也被训练得不关心这一套。

但是这种概括的说法有一些例外。即便单就英国文学而言，一些伟大的名字也与哲学和科学存在紧密联系，尤其是科学的间接影响尤为值得注意。

我们若检视一下英国文学中在一般风格上带有说教性的伟大严肃的诗，就会得到一个旁证，发现近代思想中确实存在令人迷惑的不相容。这种类型的诗有弥尔顿（Milton）的《失乐园》（ParadiseLost）、蒲柏（Pope）的《人论》（EssayonMan）、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远足》（Ex）、丁尼生（Tennyson）的《悼念》（InMemoriam）。弥尔顿的著作虽然写于“复辟”[1]之后，但是却传达了他那个时代早期受科学唯物论影响的神学气氛。蒲柏的诗代表了发生于期间六十年的科学唯物论对一般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包括科学运动稳获胜利的初期。华兹华斯一生中都表现出对18世纪思想的有意识反抗，这种思想意味着全部根据表面价值去接受科学观念。华兹华斯对这种思想的反抗并不在意，他的唯一动机是一种道德上的反感。他认为有些东西被遗漏了，正是这些东西是构成了那些所有最重要的事物。丁尼生则是19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日趋式微的浪漫主义与科学之间试图妥协的代言人。那时候，近代思想中的两大要素已经展现出他们在自然规律和人生的解释上存在根本的分歧。丁尼生的诗成为上述混乱状况的典型代表。两种对立的世界观通过诉诸无法逃避的最终直觉而使得他无法不接受。丁尼生深入到困难的核心，而这正是使他胆寒的机械论的问题。

“星群，”她轻声低语，“茫然运行。”

这句诗把全诗所含的哲学问题都明白地说了出来。每一个分子都茫然运行。人的身体是分子的组合，因此，人的身体也是茫然运行的。也因此对于身体行为来说，没有个人责任可言。如果接受分子是独立存在，完全不受人的机体所决定，同时又承认茫然运行受着一般力学规律的规定，那么这样的结论就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心理经验是从身体行为，包括身体的内在行为产生出来的。因此，心灵的唯一功能是使得最低限度的一些经验得以确认，并且把某些与身体内外在活动无关的经验加上去。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两个与心灵可能有关的理论。要么你否认它能为其本身提供身体所不能提供的经验，要么你承认这一点。

如果你不承认附加经验，那么所有的个人道德责任也不存在了。如果你承认他们，那么人将对自己的思想状态承担责任，即便他们可以为自己的身体行为免责。思想在近代世界的衰弱从丁尼生诗歌中避开这一明显问题的方式中得到了阐释。这里面有一些弦外之音，成为见不得人的家丑。他触及了宗教和科学问题中几乎所有的方面，唯独对于这个问题只是一笔带过般地间接提到了下。

当诗写成时，正是问题争论得激烈的时候。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StuartMill）正在提倡他的命定论。这一理论认为，意志被动机所决定，动机由先前条件来表明，包括身心两方面的状态。

很显然，这一理论未能避开彻底机制论所提出的两难问题。因为如果意志影响到身体状态，那么身体里的分子就不是茫然运行的。如果一直没有影响到身体状态，则心灵就会处于不如意的情况中。

密尔的理论被广泛接受，尤其是在科学家中间。好像它能让你接受极端的唯物机械论，同时又脱离那难以置信的结论。其实并非如此。身体里的分子要么茫然运行，要么不这样。如果他们确实是茫然运行的，则心理状态就与讨论身体行为无关了。

我只是简明地提出这些说明，因为事实上这问题很简单。冗长的讨论反而会产生混乱。这里并没有涉及分子在形而上学中的地位问题。它们仅仅是一些公式的说法也无法在此立足。因为大体上公式都有意义，如果没有意义，那么整个机械论也没有意义，问题也没办法谈了。但是如果公式有意义，这个说法就只能紧扣该意义来谈。传统的逃避这一困难的办法，除了简单地有意忽视它这种方式之外，就是求助于今天所谓的“活力论”（vitalism）。活力论其实是一种折中的说法。它主张在整个非动物界可以自由运用机制论，而在生命体中，机制论的运用则部分减轻。我认为这个理论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折中说法。有生命的物体与无生命的物体之间的界限是模糊而问题重重的，不是这样一个武断的假设能够说得通，而且这个假设在某些地方也包含着本质上的二元论。

我的理论主张是：唯物论的整个概念只能应用于逻辑识别所产生的抽象的实有，而具体的持续实有就是机体，所以整体机体的结构将会影响到各种附属机体的特性。以动物为例，心理状态进入到整个机体的结构中，因此对于一系列的附属机体，直到最小的机体，诸如电子都有影响。所以，在生命体内部的电子与体外的电子是不同的，就是由于躯体结构的缘故。电子在生命体内外都是茫然运行，但是在体内运行时则遵照它在体内的性质运行，那就是说，遵照身体的一般结构运行，这个结构包括了心理状态。然而，变更特性的原理在自然界中非常普遍，绝不仅仅是生命体的独有性质。在接下来的讲座中，我将会说明，这个理论包含了放弃传统科学唯物论的要求，取而代之以机体论的说法。

由于游离于这系列讲座的体系之外，我将不会讨论密尔的命定论。前面的讨论只是说出，如果不是唯物机械论或者折中的活力论所引发的困难造成阻碍的话，命定论或者自由意志论总有一个站得住脚。我把这一系列讲座所提出的理论命名为“机体机械论”（aniism）。在这种理论中，分子依然会遵照一般规律而茫然运行，但是每个分子固有的特性随着它们所属体的一般机体结构不同而有所不同。

科学的唯物机械论与具体生活事务中所预设的道德直觉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真正意义要经过几个世纪才能逐渐看出来。前述各诗凑巧都在开头几段反映出各自时代的不同风格。弥尔顿在序言的结尾写下了一段祈祷：

使我能够适应这个伟大主题的崇高境界，使我能够阐明永恒的天理，向世人昭示天道的公正。

根据许多现代研究弥尔顿的作家判断，我们也许会认为他的《失乐园》（ParadiseLost）和《复乐园》（ParadiseRegained）是一系列无韵诗的试验。但是弥尔顿本人却一直不以为然。“向世人昭示天道的公正”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在《斗士参孙》（SamsonAgonistes）中又提到了同样的观念：

神的道路是公正的，他对世人也是公正的。

我们看到这里的信心是何等的强，完全不受迎面而来的科学浪潮所影响。《失乐园》的实际出版日期在它所属的时代之外，这是一个未曾受到干扰的即将消逝的世界的绝唱。

比较蒲柏的《人论》和弥尔顿的这本《失乐园》，就会发现英国思想中的基调在蒲柏和弥尔顿之间五六十年的变化。弥尔顿的诗歌写给上帝，而蒲柏的诗则写给博林布鲁克公爵（Lbroke）：

人生在世，如驹过隙，嗟彼世主，萦心细微，我求圣人，畅论人生；

有生之初，浑浑穆穆，大千世界，迷于方隅，历时既久，各有定处。[2]

我们不妨对照自信满满的蒲柏“大千世界，迷于方隅，历时既久，各有定处”和弥尔顿的“神的道路是公正的，他对世人也是公正的”。但是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蒲柏和弥尔顿都未受近代世界的大谜团困扰。弥尔顿所追随的线索是上帝驭人之道。两代之后，蒲柏也同样信心满满地肯定现代社会的文明之道给迷乱的大千世界提供了一幅蓝图。

华兹华斯的《远足》就是下一部关于这一主题的英文诗集。散文体序言告诉我们该书只是巨大工程——“关于人、自然和社会的哲学诗集”中的一小部分。

该诗以极具特色的方式开始：

炎炎夏日，太阳旦旦升高。

因此，浪漫主义的反作用浪潮既不是从上帝开始，也不是从博林布鲁克公爵出发，而是从自然界着手的。我们在此见证了一个有意识地反抗18世纪格调的浪潮。18世纪以抽象的科学分析去研究自然界，而华兹华斯则以自身全部的具体经验反对这种科学的抽象概念。

整整一代宗教的复兴和科学的进步发生在《远足》和丁尼生的《悼念》之间。早期的诗人面对这个困惑时选择了有意忽视，而丁尼生却不愿如此，因此他的诗开篇就是：

神全能的儿子呀！不朽之爱。

我们未曾见过你的面。

借由信仰，就单凭信心，信奉着。

相信着，即使我们无法证实。

此诗的困惑之处一眼就能看出。19世纪是一个困惑的世纪，在某种意义上说，前几个世纪却并非如此。在早些时间也有过对抗的阵营，在所谓根本问题上的争论不止。然而，除去少部分彷徨不定的人之外，各阵营都是观念高度统一的。丁尼生诗歌的重要性在于它精确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特质。每个个体都分裂得自己和自己作对。在稍早些时候，大思想家都是头脑清晰的思想家——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等。他们清楚地明白他们所表达的意思以及他们说了什么。在19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中的很多大思想家却是思想含混不清的。他们同时承认不相容的学说，而他们在其中协调时又引起无可避免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