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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民族精神与世界历史行程02（第1页）

二、自由、民族精神与世界历史行程02

黑格尔之所以对日尔曼世界、特别是它的第三期即现代日尔曼世界给予高度评价，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世界精神才开始真正实践了它的自由原则，有史以来始终存在的理念世界与现存世界的紧张和对峙，直到这一时期才开始了它真正的和解（调和）之旅。

在引领我们进入现代日尔曼世界的门槛之时，黑格尔有一段文字颇为美丽动人，它描绘了在现代世界历史的地平线上黎明即将到来的伟大时刻：“三件事实——所谓文艺复兴、美洲的发现和达到东印度的新路，可以和黎明的曙光相比，好像在长时期暴风雨之后，第一次又预示着一个美丽日子的来临。这一个日子就是‘普遍性的’日子，它经过了中古时代的阴森可怕、漫漫悠长的黑夜，终于破晓了！一个因富于科学、艺术和发明欲而著名的日子，那就是说，它充满了最尊贵的和最高尚的东西，曾经由基督教给予了自由的、由教会解放出来的人类精神，显示出永恒的、真正的内容。”[48]黑格尔回首现代世界黎明来临之时的心情之快乐、精神之兴奋可谓溢于言表，而他之所以有如此解放、快乐的情感和语调，又完全是由于世界精神用自己的理念与原则全面建筑现存世界的伟大时刻已经来临的缘故。2500年前就由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道出的“理性统治着世界”这一原则，只有在已经到来的现代日尔曼—基督教世界，才终于变为普遍性的现实：精神的王国和解（调和）了，世界精神在这样一个时代才有可能“用理念构筑现实”。由于对现代世界的理性自由原则的客观化和实践化深信不移，所以黑格尔才能够挺立在世界历史的制高点上乐观地向世界宣示，为世界精神所主宰的世界历史已开始迈入“用理念建筑现实”的全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理念世界与现存世界的内在张力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不变的存在形态，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视野中，世界精神统帅、主导下的自由精神、自由原则，在经历了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的漫长历程之后，最后达到日尔曼世界。而严格说来，它是在进入了日尔曼世界的第三个时期即现代日尔曼后，才从其矛盾和对立中、从艰辛的困苦和劳作中走向和解（调和）的。理念世界与现存世界之相互关系的革新和重建，是黑格尔基于清醒而又深邃的历史意识，高度自觉地担当和完成的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哲学伟业。

黑格尔关于理念世界与现存世界之和解（调和）、即“用理念建筑现实”的历史—政治哲学的理念，在现代日尔曼世界的第三期得到了更丰富、更畅快淋漓的表达。

现代日尔曼世界的第三个时期，黑格尔同样再继续把它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宗教改革，它是“中古时代期终跟着那种黎明的曙光升起来的光照万物的太阳”[49]。“宗教改革是教会腐败的结果。”[50]对黑格尔来说，教会的腐败并非偶然的现象，因为第一，对于权威的奴性的顺从表明，精神已经离开了它自己，已经丧失了它的自由，所以被牢不可破地束缚在某种外在于它的东西上；第二，对奇迹的最荒谬和最幼稚不过的相信，表明人类为了纯属有限的和特殊的目的，假定神明显示在一种完全不相联系和有限的方式里；因此接着而来的就是权力欲。种种放纵**佚的、野蛮的和卑鄙的腐败情形、伪善和欺骗都表现在教会中。在黑格尔看来，世界精神已经从教会驱除了“精神的东西”；教会对于精神的东西和从事于精神的东西已毫无兴味，而宗教改革的内在原则和根本内容，就在于“人类靠自己是注定要变成自由的”[51]。因此宗教改革所擎举的“那最近的新旗帜”，是“人民围绕着它集合起来”的“自由精神的旗帜”[52]。宗教改革的一个功绩，在它于确立了“新的宗教对于世俗生活的关系”[53]。“自从宗教改革以来，‘精神’的发展和进步不外乎下述的一点，就是‘精神’从人类和上帝间发生过的调解过程——现在充分认识了那个客观的过程是神的本质的存在获得了它的自由的意识，现在就运用和展开这种意识来建造各种世俗的关系。这种辛苦得来的谐和，包括着认识‘世俗的东西’能够在本身具有‘真理的东西’；‘世俗的东西’从前被认为只是恶，不能为‘善’——‘善’被认为根本是超世间的。人类现在知道，‘国家’内的道德和法律的东西也是神圣的东西，是‘上帝’的命令，就内容上说来，没有什么东西是更崇高或者更神圣的。”[54]宗教改革的另一个重大功绩，在于它使人们从外在权威返回到内心，意识到思想和理性的权威。黑格尔在这里为世俗的东西本身具有的真理性而鼓与呼，把曾经与教会对立的国家内的道德和法律看作是神圣的、善的东西，是上帝的命令。这是黑格尔对理念与现实之现代和解的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哲学表达，是黑格尔为个体的自由权利从神权和教会的统治压抑中走向现代解放的热情讴歌。[55]

现代日尔曼世界的第二个阶段是宗教改革以后那种局面的展开，即宗教改革对于国家组织的影响。黑格尔高度评价世俗权力的独立和解放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认为国家的构造和普遍性的进展这个世俗的方面，就是对于自由的各种普遍的认识，追溯这个时期的国家组织，第一看到的就是君主政体的渐形巩固，国家给了君主一种权威。和这种变化具有同等重要性而且联系在一起的，是各行政权力、各机关、各种义务和权利，现在变成了国家的所有物。那些封建主的权利一概被取消了，他们现在不得不在国家内以谋取官职为满足。欧洲各国贵族政体衰微的过程，主要就是这种封建贵族私有权利的消除以及封建领导的权威变为对国家的职责。这番变化对于国王和人民都有益处。[56]黑格尔对现代国家政体结构、组织体制的确立以及由此所带来、所具有的革命性的作用和功能，作了多么深刻、细致的透视和洞察呵。[57]

在黑格尔看来，宗教改革对国家组织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一种国家的体系和国家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出现了，即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确立。它们通过卷入战争而转向国外，出来主持各种各样的权利要求。尽管战争的目的和真正的兴趣在于征服，但从各国权力间的战争中，却产生了共同的利益，目的在于保全各国的独立，即所谓均势。欧洲各国团结一致来保障个别国家免受强国的**，这种均势的维持现在代替了从前的普遍的目的，即防卫以教皇政治为中心的基督教世界。伴随着这个新的政治动机而来的，必然是一种新型的外交关系，即在国际体系中的各成员，无论相去多么遥远，对于另一成员所遭遇的事情，总觉得有一种深切的关心。尽管有若干君主试图动摇欧洲的均势，但欧洲各国始终维持了他们的个性和独立。在这里，黑格尔对现代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一时代潮流，有高度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独到的把握；而这又与黑格尔高度重视国家——因为唯有国家才是自由的实现——的历史—政治理念密切相关。[58]

黑格尔指出：“宗教改革后接踵而来的一件特殊重要的大事，便是耶稣新教教会为了政治生存而作的奋斗。”[59]天主教是维护各君主的，帮助他们保持政府安宁，但这种安宁实在是建筑在一种奴性的宗教服从之上。宪法和法律假如要建筑在一种真实的、永恒的正义上面，那么，只有在新教方面才能找到安宁，因为在新教的原则里，合理的主观的自由也取得了发展。新教徒要得到安宁，必须以战争为前提。斗争的结果是用武力强迫造成、现在用政治方式建立的各宗教党派共同生存，依照公民权利或私有权利的关系，形成了若干政治国家。[60]

现代日尔曼世界的第三个阶段是启蒙运动和革命运动。黑格尔对启蒙运动及其成果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人类在不思想的时候是不自由的，而“‘思想’便是‘精神’现在发展所到的阶段。它包含着‘调和’的最纯粹的本质，同时它向外在的东西要求，要求它在本身中具有‘理性’作为主体。‘精神’认识到‘自然’——‘世界’——必须在本身具有‘理性’，因为上帝曾经根据‘理性’的原则创造了它。观察和认识现存世界的一种普遍的兴趣发生了”[61]。“这些普遍的概念都是建筑在现实的意识上，——就是建筑在‘自然的各种法则’和正与善的内容上——我们把它叫做理性。认识这些法则的合法性，我们叫做启蒙。启蒙运动从法兰西输入到日尔曼，创造了一个新思想、新观念的世界。‘精神’自己的内容在自由的现实中被理解，便是绝对的标准——代替了宗教信仰和‘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的积极法则的一切权威。路德曾经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和具体的‘调和’：他胜利地决定了什么是人类永恒的命运，这种命运必须在他自身内发生”[62]。黑格尔认为，正是启蒙运动所达到的那个“普遍性形式”的、但仍然属于抽象的原则，即那个“形式上绝对的原则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63]。

3。新纪元的欢欣：“神圣的东西”与“世界”和解的首次完成

在黑格尔看来，在现时代，关于精神的东西的意识已成为根本性的基础，哲学因此而变得至高无上。如果有人说，“法国大革命是‘哲学’的产物，而‘哲学’又被称为‘世界智慧’”，也决“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哲学“不但是在自己和为自己的‘真理’，作为纯粹的本质，而且也是唯一的真理，只要它在世俗性中变成生动。所以我们不能够否定那种说法，说法国大革命从‘哲学’得到第一次的推动”[64]。黑格尔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乃是一种必然过程，因为“当时法兰西的局面是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特殊权利”，一种完全不合理的局面，“道德的腐败、精神的堕落都已经达到极点”，已经成为无耻的“‘没有公理’的帝国”，从而“完全违犯了‘思想’和‘理性’”[65]。而既然政府已没有能力出来担任除旧布新的工作，那么“意志自由”的原则就必然反抗现行的统治，改革就必然是剧烈的。

如果说在西方哲学—文化中，理念世界与现存世界的紧张与对立为人们提供了以理念世界的理性原则去重构、塑造现存世界的必要张力和合法根据，从而构成了西方哲学—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说，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精神，恰恰就是这一西方哲学—文化之基本传统的必然产物和创新形态。黑格尔以自己独特的哲学智慧，把西方哲学—文化的这一基本传统推进到了史无前例的时代高度。黑格尔全部的哲学体系都在告诉我们，他的绝对理念、绝对精神无疑是柏拉图哲学理念的更系统、更具体、更深入和更全面发展的现代形态。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这一根本原则，使绝对精神、绝对理念过程化、具体化。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赋予他的绝对精神、绝对理念以世界精神、世界理性的形态，并以世界精神或世界理性统摄了世界历史行程；而根据实体即主体这一根本原则，黑格尔把他的世界精神赋形于人类精神、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中，通过世界历史的具体展开来实现精神自由的本质和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一方面承续了理念世界与现存世界之内在张力的精神传统，坚持以基于理念世界的理性与自由的原则来审察现存世界，审察世界历史及其行程；另一方面，黑格尔又始终关注着理性与自由原则的不断客观化、实践化、现实化的具体历史过程。也就是说，黑格尔并不是坚执、停留在理念世界与现存世界的对立与紧张的维度上，而是始终站在世界精神的战略制高点上，自觉地担当、理解和阐释了以理念塑造现实的根本性使命。而且在实际上，黑格尔通过人类世界历史发展行程的深入考察，也的确洞察、领悟、把握了理性主宰世界的不断发展从而也不断收获的历史进步过程。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开始于东方世界、并经由希腊和罗马世界而达于日尔曼世界之后，精神的本性在于自由、自由的原则必须实现的历史—政治理念，终于第一次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现实。而法国大革命就是人类依照自由的原则与理念来构筑现实的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实践成果。

黑格尔认为，自由具有双重形态：一方面是关于自由的内容，它的客观性即事物自身；另一方面是关于自由的形式，包括个人行动地认识它自己。因为自由就意味着个人在行动中认识他自己，做他自己的事情，为了他的利益而使他的行动达到其结局。这就关涉到了国家的三个元素及其权力：（1）合理性的各种法律，即作为公理本身的客观的或者真实的自由。属于这类自由的既有财产自由和生命自由，又有作为真实自由的工商业方面的自由，以及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充任国家大小官职的自由。这样一来，封建关系带来的一切便一扫而空。（2）法律实现行动的机构是政府。政府根本上就是正式执行各种法律、维持法律权威的机构，它对内为国家及其所有阶级谋福利，对外保障国家的主权与独立。（3）对法律的心悦诚服，这不是单纯的习惯的服从法律，而是在意见上承认法律和“宪法”是在原则上固定不变的，并且承认各个人的特殊意志应该以服从法律为最高义务。[66]

黑格尔把“‘法国大革命’和‘世界历史’”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并给予它高度评价：“这件大事依照它的内容，是‘世界历史性’的，‘形式主义’的斗争必须和它分别清楚。讲到它的外界的分布，它的原则差不多灌输到了一切现代国家，或者以军事战胜的方式，或者明白地推行到了各该国的政治生活中。特别是一切罗马民族、罗马天主教世界——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都属于‘自由主义’的势力范围。”[67]

于是在黑格尔那里，理性主宰世界、自由原则成为现实，是世界历史在当代发展的过程、真理和最大成就，世界精神终于达到了它以理念塑造现实的伟大历史使命的时代：“亚拿萨哥拉斯第一个说，理性统治世界；但是直到现在，人类才进而认识到这个原则，知道‘思想’应该统治精神的现实。所以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一切有思想的存在，都分享到了这个新纪元的欢欣。一种性质崇高的情绪激动着当时的人心；一种精神的热诚震撼着整个的世界，仿佛‘神圣的东西’和‘世界’的调和现在首次完成了。”[68]

这是理念世界与现存世界走向和解、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走向统一的伟大时代。这个伟大历史性时代的种子早已深埋在亚拿萨哥拉斯“理性统治世界”的哲学论断和重大命题中，但它却只有在经历了2500多年的艰苦卓绝的漫长的哲学旅程，并在黑格尔的历史—政治哲学中达到具体的普遍的自觉之后，才结出了它成熟的哲学果实。

[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黑体为引者加。

[2]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3]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黑体为引者加。

[4]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5]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黑体为引者加。

[6]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黑体为引者加。

[7]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119页。黑体为引者加。

[8]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9]黑格尔对中国历史悠久的伟大的文化和文明，对中国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之于西方的独特性，如中国人注重自我反省、修养的道德人格，对家庭对宗族对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伦理责任（义务）的内在自觉，即贯穿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理想中的历史责任意识和伦理精神气概，对体现在“正心、诚意、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个人—家庭—国家—天下一体的道德情怀和伦理境界，等等，显然都缺乏足够的认识、客观的理解和公允的评价。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周易的智慧、孔子的道德学说以及对老子的哲学等都取轻视乃至蔑视的不友好态度。如何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同黑格尔展开批评性的对话，并进一步深入展开中、西方哲学—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学界的重要学术使命。

[10]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黑体为引者加。